对于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开门整风是一个陷阱；有人认为反右派斗争是预谋，完全没有必要；还有人以毛泽东关于引蛇出洞的说法，说明反右派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阴谋。这些错误观点，有的是不了解情况，有的则是别有用心。为澄清事实真相，批驳上述观点，现就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相关问题辨析如下。

　　一、中国共产党真心想通过整风解决党内问题，1957年中国共产党开门整风不是一个陷阱

　　全党整风实际上是中共八大提出来的，此后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指出：“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2]这就在实际上提出了全党整风的任务，但具体什么时候整风，用什么方式整风，此时都还未确定。

　　针对党执政后部分党员干部思想作风中出现的新问题，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郑重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3]这次讲话明确了整风的大体时间和内容，但用什么方式整风仍然没有确定。

　　大家对中国共产党即将开始的整风很关心。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谈话时，有人提出一些询问。毛泽东说，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今年准备，明年开始。整风的内容是整主观主义（重点放在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4]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谈到整风问题时又说，共产党正在准备整风。中央作出决定，准备今年就开始，先搞试验，明年比较普遍地进行。党外人士自愿参加。整风的目的，就是要批评几个东西：一个叫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第二是宗派主义；还有一个是官僚主义。现在的情况是官僚主义相当严重。整风不用大民主，用小民主，在小组会上，是小小民主。要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的办法。[5]毛泽东在这些讲话中重申了整风内容，明确了整风方式，但在时间部署上前后有所变化，与后来实际开始的时间也不一致。

　　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所做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以及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传达后，引起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大家在讨论中对党的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不少批评意见，党外人士要求共产党转变思想、转变作风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对此，他在4月30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说明。毛泽东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6]5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全党整风开始了。

　　从1957年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酝酿和准备的过程可以看出，党在整风问题上是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部署方案，并不是一切都事先安排好的，更谈不上从一开始就是个预设的陷阱。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真心想通过这次整风解决党内在思想和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而在毛泽东看来，广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对这次整风能否取得成效关系很大。他认为“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7]为此，毛泽东于5月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指示充分肯定一个时期以来党外人士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表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接受党外人士批评意见的诚恳态度。指示说：“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8]可见，毛泽东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听取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缺点错误批评意见的愿望是真诚的。

　　这以后，全党整风进入集中征求党外人士意见阶段。党外人士积极帮助共产党整风，各种意见在不同场合都提了出来。党也衷心欢迎党外人士和党员群众的善意批评和建议。5月8日，上海《解放日报》邀集中小学教师代表举行座谈会。5月10日，该报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刊登了这次座谈会的发言摘要。这些发言揭露出来的矛盾，主要是党的工作中发生的种种脱离群众的问题。5月14日，毛泽东就此作了批语：“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9]

　　5月16日，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党内指示，进一步指出：“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化学傅鹰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党员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高人一等，盛气凌人。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10]

　　这些都说明，党确实是诚心诚意地希望通过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包括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克服党内存在的不良倾向和作风，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以此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所谓1957年中国共产党开门整风是一个陷阱的说法既不符合事实，也是根本无法成立的。

　　二、反右派斗争不是预谋，完全有必要，问题在扩大化

　　1957年整风运动后来逆转为反右派斗争，这是出乎中国共产党预料的，根本不是什么预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没想到事情后来竟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一方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对党和政府的威信是充满信心的。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来，特别是开展人民内部矛盾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在出现党内外思想十分活跃的良好气象的同时，也暴露出社会上的不少问题，人们的思想也有一些混乱。但毛泽东对局势的看法还是很乐观的，认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像匈牙利那样的全国性的大乱子在中国闹不起来。他在2月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也说，波匈事件以后，中国的局面很稳固。有那么一点小风波，叫做“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像七级台风引起那样的风浪是没有的。[11]所以毛泽东南下途中从3月17日至20日在天津、济南、南京和上海做的四场报告中，以及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从3月7日至13日召开的五个座谈会上，都反复强调在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问题上，中央的意见是“放”而不是“收”。这样做会不会“天下大乱”？会不会像匈牙利事件那样把人民政府打倒？毛泽东的回答是：不会。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12]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各种错误意见持有者同样是充满信心的。他在3月17日的天津讲话中指出：“至于各种错误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跟我们合作，只有极少数人是敌视我们的。”[13]

　　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乐观和自信，毛泽东才敢于放手让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意见。至于后来发生了难以预料的情况，整风转变为反右，那绝不是毛泽东所希望的，更不是事先的预谋，而是随着形势的逆转，中国共产党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猖狂进攻进行的正确的和必要的反击。

　　中国共产党本来是诚心诚意地欢迎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真心听取他们对我们党缺点错误的批评意见。但不料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方向，掀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抛出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比如，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说什么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都要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他们公然反对共产党执政，鼓吹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轮流执政”（又叫“轮流坐庄”），说什么“一党执政有害处”，“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执政，由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就好得多”。他们肆意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人民生活降低，处于半饥饿状态”，“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中共组织退出机关、学校”。他们全盘否定我们党进行的历次政治运动，说什么“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的摧残”。他们还把矛头直指党中央、毛主席，说什么“三害”（指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已经天下大乱了，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等等。[14]邓小平后来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15]时隔50多年，现在回过头去再来看这些言论，仍能感受到当时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

　　为了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根本的大是大非，维护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教育广大党员和人民，中共中央决定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实行坚决反击，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如果放弃这种斗争，不在问题发生的范围内鲜明地击退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严重混乱。”[16]

　　6月上旬，局势发生急剧变化。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反击右派的斗争。6月8日和10日，毛泽东接连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和《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前一个指示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后一个指示通报了当前反击的进展情况和当前的部署，再次重申：“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17]6月26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提出：“前些日子，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现在开始溃退了。我们必须认真地组织群众，组织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趁热打铁，乘势追击，紧紧地抓住已经暴露出的这伙阶级敌人，实行内外夹击，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18]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和部署下，“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了”。[19]

　　反右派斗争开展起来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试图把政治打击的范围尽量缩小到极右派，加大争取中间派的力度。6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阅的《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要求“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20]但由于党对当时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反右派斗争出现了扩大化。7、8、9三个月，全国划成右派分子的人数迅速上升。到10月上旬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全国已划右派分子达到6万多人。到1958年整个运动结束时，共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造成不幸的后果。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曲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全国55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21]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在理论上的集中表现是修改了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对中国局势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具体分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教训是深刻的，需要认真总结。

　　第一，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

　　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确实没有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而自然结束，否定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思潮依然存在。但怎样处理和领导好这个领域的斗争，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党和毛泽东在这方面都还缺乏经验。另一方面，当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敌对势力也确实存在，不过这些人在国内毕竟是极少数，同这种敌对势力的斗争本该在问题发生的范围内进行。但在整风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判断，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本应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的斗争，扩展成一场全党和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第二，不该用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进行反右派斗争。

　　对这一点，当年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即有人提出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搞群众运动没有必要。事实证明，用搞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政治斗争，历来是弊多利少。因为群众运动一旦起来就很难用条条框框来约束它，简单、粗暴、过火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由于我们党长期处于群众性阶级斗争环境中，习惯于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政治斗争。当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恶毒进攻时，我们党还是走上了发动群众运动的熟路。如果当时不是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而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完全可以制止事态蔓延发展的。

　　第三，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1957年10月15日，为避免各单位在划分右派分子时有畸轻畸重的情况，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规定了应划和不应划右派分子的统一标准。在中央制定的标准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于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1)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2)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为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3)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4)一度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后，迅速地站在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5)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的转变，但是在右派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6)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对待他们。

　　《通知》还指出，为了正确地划分右派分子，达到既不多划又不少划的目的，除了要有适当的标准，还要有适当的审查批准手续。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高级知识分子、重要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和其他有特殊情况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省一级或省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上级领导机关除必须认真地审查所属单位上报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外，还必须教育党员和群众十分重视对于实际情况的认真研究和具体分析，力戒浮夸和片面性。同时，还必须经常主动地细心地抽查和调阅所属单位右派分子的详细材料，及时纠正其中偏宽偏严的错误，并且对于极右分子、一般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举出具体的人物和材料作为实例，切实帮助下级掌握正确划分的标准。[22]

　　从中央制定的标准及通知精神可以看出，在应划和不应划右派分子问题上，中央的标准是具体的，界限是明确的，掌握是严格的。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和通知精神去执行，就不会出现扩大化的问题，至少不会那样严重。但由于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其总的指导思想是反对温情主义，强调深挖猛打，号召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制定的标准及发出的通知所起的作用也只能是有限的。通知虽然明确了6种不应划为右派分子的情形，但实际上很多属于这6种情形的人也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中央通知规定此件可发至县委和相当于县级的党组织，但事实上当时并没有下发到指定的级别和范围。

　　三、毛泽东关于引蛇出洞说法的本意是想引出真正的右派，反右派斗争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阴谋

　　有人以毛泽东关于引蛇出洞的说法，说明反右派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阴谋，这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运用引蛇出洞策略的本意是想引出真正的右派，而且将这一策略事先告诉了敌人，因此不是阴谋，是阳谋。

　　事实上，毛泽东本人并没有使用过“引蛇出洞”这个提法，所谓毛泽东“引蛇出洞”的说法是后来一些人的概括。但毛泽东在准备反击右派进攻前，的确使用过引蛇出洞的策略。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来是真心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但在整风鸣放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说的一无是处，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都发生了严重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生危机。这种情况是我们党在决定整风时没料到的。整风运动中出现的怀疑以至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言论，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5月15日，他开始写《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该文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但是“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23]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关于整风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决定要反击右派，并发出了反击右派的信号。

　　从5月中旬到6月初，中共中央就反击右派斗争的策略接连发出指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让右派进一步暴露，即让他们任意鸣放，党员暂不发言，预作准备，后发制人。

　　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示要求“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指示还指出：近来许多党报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24]

　　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这个指示在肯定党外批评意见主流的同时，对如何对待右翼言论作了部署：“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25]

　　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够”。“左翼分子前一时期不宜多讲话，共产党员则采取暂不讲的方针”。“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26]

　　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这份指示对反击右派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和安排，提出：“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27]

　　对于在一段时间内采取让右派进一步暴露的策略，毛泽东在7月1日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中作出了解释。他说：“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这样做，“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28]

　　以上指示和部署就是后来一些人所说的“引蛇出洞”的策略。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

　　第一，这个策略主要用于5月中旬到6月初，也就是开始发动反右斗争这一段时间里。并不像有些人说的共产党开门整风从一开始就是引蛇出洞，是个预设的陷阱和阴谋。其实，反右派斗争并不是整风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是当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整风机会向党猖狂进攻的话，根本不需要开展反右派斗争，当然也不需要引蛇出洞。

　　第二，实施这个策略的本意是想引出真正的右派，而且确实达到了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引蛇出洞没什么不可以。正如李维汉所说：“政治斗争，不讲策略是不行的，对敌人就要是引蛇出洞，聚而歼之。” [29]

　　第三，毛泽东引蛇出洞的策略事先已告诉了敌人，即正在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正因如此，毛泽东针对有人认为这样做是搞阴谋的说法反驳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又说：“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30]

　　当然，由于形势分析的偏差、敌情判断的失误以及两类矛盾的混淆，引蛇出洞策略在反右派斗争的实际运用中也出现了错误，“错误在于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因而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把朋友当成敌人，当成‘蛇’引出来，这就混淆了敌我。”[31]这个教训应该永远记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