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研究旧军队改造史的价值初探

　  新中国成立后，反映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百万大军起义、投诚的书很多，但是，如何消化改造这些来自敌对营垒的官兵，史料鲜见，专题的史学研究和纪实文学基本上也是空白。作为中共党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这段历史有如下特点：

　  一是改造量大：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共消化、改造国民党军起义投诚188万人[32]。这绝不是个小数，美国2001年“9·11”事件时的现役军人总数也不过才140万人。

　  二是改造能力强：对昔日的战场对手，派去一名指导员，往往枪都不带，仅凭一张嘴，就能改造百十人的一个连。派去几百人的工作团，就能改造几万人的一个军或一个兵团。

　  三是改造全面、迅速、彻底：改造对象，不仅包括军官和士兵，还包括随军眷属。改造内容，不仅是组织整编，更重要的是政治和思想上的改造。改造之初，起义官兵多有抵触，甚至发生叛变，一经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几乎是瞬间，他们就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从此成为人民事业的忠诚战士！

　  四是用起义官兵滚动改造起义部队：以改造滇军为例，解放战争初期，30多名老红军、老八路改造了海城起义的第184师；两年多后，他们带着海城起义官兵又改造了长春起义的第60军；又过了一年，再带着海城起义和长春起义官兵又改造了蒋介石嫡系第20兵团和范绍增袍哥武装。

　  昭示这段尘封半个世纪的史实，有着许多不可低估的社会价值。

　  今天，不仅知识界有人否定中国革命，就是在共产党内，一些高、中级干部或高学历的人也认为：若无西安事变，国民党会把中国建设得比现在好！

　  国民党能不能救中国，国民党起义官兵最有发言权。

　  张官迎在国民党军队里是管后勤的上校兵站支部长，采访中，开始，他不满某些文艺作品过分丑化国民党官兵，讲了不少滇军将士英勇抗战的事迹，还讲了抗战期间安恩溥师长因为发现部队没给老百姓上门板、捆铺草，而鞭打营、连长的故事。可是，当我提出当代部分中青年人的这种认识时，老人的态度猛然急转：“不对，不对，不对！国民党哪能救中国？国民党净祸害老百姓！抗战也是绷面子，部队是私人的财产，将领净打保存实力的小算盘。不对，不对，不对……”

　  曾任国民党第182师副师长的李佐听了以后，笑得几乎气都喘不过来了，半晌，才大惑不解地问了一句：“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老人提醒我：众叛亲离的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政治上，其党政军警官员与当地封建地主阶级之间已不再有天然联系，经济上，他们把大陆几亿人民的巨额财产裹挟到了小岛，基于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才得以进行台湾式的改革和建设。

　  中国共产党对旧军队的改造，还有助于反思我们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复杂性。

　  如今的中国，有那么一些“知识精英”指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导致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断裂”。其实，解放前国民党就是这样骂共产党的。

　  国民党军队也有政治教育，如每天的“三操两讲”，“总理纪念周”，都要有长官训话，其内容时不时地要有“三纲五常”、“四维八德”一类训词。

　  共产党军队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不但少有国民党那样四言八句朗朗上口的传统道德说教，还要“废除繁缛礼节”。似乎，当年的共产党真的像国民党攻击那样——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取代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其实不然，1946年改造海城起义部队的安东整训遇到的情况是，宣讲马克思主义的大道理，听进去的人不多，反倒是发生叛变后，在“倒过来讲”的实践中，把士兵“本身及其家庭所曾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被压迫剥削的痛苦事实”当作“教育内容”，才顷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民党用传统文化说教军队的失败表明，中国的传统文化确有糟粕，其核心问题，是维护根植于私有制的阶级秩序，也就是鲁迅先生曾猛烈抨击的“封建礼教”。就拿旧军队说教最多的“忠义”道德来说，在有阶级压迫的社会，这个“忠义”道德的受益体呈金字塔状，越往上，受益人越少；而受益量则呈倒金字塔状，越往上，受益量越大。“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靠本阶层通行的“忠义”道德来编织。“倒金字塔”式的利益结构，靠全社会推行的“忠义”道德来伪装。

　  虽然，中国共产党曾猛烈批判过“封建礼教”，但没有抛弃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这一局部却有代表性的工作中，扬弃并改造我们延续千年的军旅道德，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彻底颠覆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旧道德秩序。广大士兵群众的控诉运动发动起来后，前所未有地觉醒到，士兵不卑微，不下贱，也能做个顶天立地的人！从此，“革命队伍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别”之平等的新道德秩序深入人心。

　  其二，彻底摧毁了“封建礼教”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封建礼教”的虚伪，在于它遮蔽了不合理的利益归属。“封建礼教”的畅行，在于利益归属的驱动。人民军队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军权不再私有，利益不能私吞，这种有着所有制及分配关系性质的改造，不仅摧毁了旧“忠义”道德维系人身依附关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也奠定了“官兵一致”新道德得以确立的利益根基。

　  其三，彻底置换了“忠义”道德受益体的社会成分。旧军队的“忠义”观念服务于谁？受益体是少数官佐阶层。起义部队改造成为人民军队后，旧的“忠义”观念注入“官兵一致”的平等内涵，从此，广大官兵“忠诚”的对象，不再是人身依附的长官，不再是为少数人谋利的专政机器，而是草根大众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仁义”的实施，也不再是居高临下的虚伪施舍，不再是少数将佐的利益交换，而是人格平等的互相帮助，由此，“忠义”道德受益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大。

　  其四，彻底调动了“忠义”道德施行体的主观能动性。在军权私有的旧军队，“忠义”道德在习惯人身依附的将佐阶层中说得通，在毫无人身权利的底层士兵中却行不通。整日挨打受骂的士兵，谁心甘情愿为长官“效忠”？广大士兵群众当家作主后，不仅解决了“我为谁扛枪，我为谁打仗”之利益归属问题，还通过建立以士兵委员会为标志的民主制度，抑制了管理层对被管理层活力的压抑，使注入平等内涵的新“忠义”道德的推行变成广大基层指战员的自觉行动，进而将传承千年的华夏传统文化改造、升华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由此“精神变物质”，开创了炎黄子孙重新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纪元。

　  在这个“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传统文化“扬弃”过程，就历史进程而言，是辉煌的；就历史代价而言，对一部分人又是苦涩的。

　  徐文烈曾经这样评价国民党军官：“旧军阀军队是以私人为中心的部队，军官特别喜欢讲感情，不论哪一级，只要你把主官关系搞好了，取得他对你的一定信赖，一切工作就谈得通，行得通。感情搞不好就阻碍重重。”

　  “不讲感情”，“不要亲情”，曾经是国民党诋毁共产党的一个经常性的话题。当年的共产党人在改造旧军队的过程中，也确实猛烈地批判过“只讲‘同乡’、‘亲戚’、‘故旧’等封建拉扯的坏习气”。如今，就在当代一些共产党领导干部都“痛改前非”热衷于称兄道弟认“干亲”的时候，一位前“国军”团长却固守着半个世纪前曾经煎熬过他的道德原则。

　  他，就是李峥先。老人于近九旬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消息被媒体披露后，哈尔滨一位67岁入党的退休教授出于敬佩和仰慕，千里迢迢要认李峥先为“义父”。面对人之常情，曾为亲情所困更渴望亲情的李峥先，却执意相劝：“不行，不行！我们现在都是共产党员，党内是纯洁的同志关系，做同志不是更好吗？”

　  从文化传统的角度看，国民党和共产党奉行的道德准则“本是同根生”。在国民党军队，做人的第一要义就是“讲义气”，要想“吃得开”，就得把袍泽之情、团体利益放在首位。在共产党内，“高于一切”的“党性原则”是人民利益，个人的权利也排在后面。也正是基于“同根”的道德坐标系，许多起义官兵才义无反顾地抛弃了袍泽“小义”，认同了共产党的无私“大义”。

　  然而，“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当年，批判旧军队“特别喜欢讲感情”，李峥先认同了“大义”，却付出了“灭亲”的代价；之后，共产党人在“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党性原则下，把党内斗争和阶级斗争推向了极端；如今“拨乱反正”，为“人情”“正名”，却又难以遏制“私情”泛滥。

　  面对当今共产党内严重的“徇私”问题，我请教经历沧桑巨变耄耋之年的李峥先：“共产党会不会像当年国民党那样垮台？”

　  老人的回答是坚定的，坚定得令我这个党龄长于他多年的晚辈自愧弗如：“不会，不会！为什么？共产党‘一雷天下响’，谁能做到？只要共产党的大旗不倒，共产党就不会垮台。共产党的力量在人民群众中！”

　  华夏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只要中国人的价值取向还是“义务本位”，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中国共产党旗帜上昭示的“为人民服务”这一“大义”，就一定能汇聚亿万人民群众对历史无以抗拒的推动力。也正是基于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感知，我赞同著名作家张贤亮的一个认识：中国人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

　  昭示、研究旧军队改造史，还有着发掘社会科学思想资源的学理意义。

　  20世纪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可谓之群星璀璨，让人目不暇接，其中行为科学的创立具有里程碑意义。当年，美国国家科学院为了探讨如何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选择西方电器公司的霍桑工厂为实验基地，进行了照明度、福利、访谈等一系列实验，其间，差点宣告失败。整整九年后，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精英们才恍然大悟：金钱，不是刺激工人生产积极性的惟一动力。人，有着更重要的追求。

　  行为科学创立后，由此开端，1933年，心理学家梅奥提出了“社会人”的人性假设；1943年至1960年，马斯洛、阿基里斯、麦克雷戈等学者提出了“自我实现的人”等人性假设；1965年至1974年，薛恩、莫尔斯和洛希等学者又提出了“复杂人”的人性假设。[33]

　  然而，就发掘人的能量而言，无论是发掘的广度、深度，还是能量转换程度，“山姆大叔”的心理学实验都远远无法与中国共产党改造百万国民党起义官兵的伟大实践相比拟：早在1920年代后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就有了“支部建在连上”和建立士兵委员会等深刻理论和成功实践；到194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于昔日的战场对手中，培养了上百万忠诚的革命战士，其中不少人成为思想政治工作干部后，于同时代西方凤毛麟角的大心理学家、管理学家、社会学家才敢涉足的领域，又一展才华！

　  可惜，一方面，由于政治偏见或文化差异等原因，当代西方现成的理论难以从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上全面、深入地解释中国那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难以解释百万国民党起义官兵几乎是瞬间的灵魂裂变，反倒是将底层民众贬斥为“乌合之众”的西方“大众心理学”以“经典读本”的“身价”在学术界流行，并向社会广为扩散；[34]另一方面，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却久久尘封，有关史料几乎无人抢救，有关文献似乎无人专题整理，有关文物收集、收藏和展览也几乎为零，这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珍贵思想资源，在学术创新领域，除了本土企业管理学家周大江先生的《党史商鉴》，几乎无人问津。[35]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36]，制定国家发展战略，不能不考虑本民族的认知模式、心理特征、价值取向及行为规律，不能不遵循其内在的必然逻辑。

　  遗憾的是，我国社会科学的一些学术领域长期笼罩在欧美学术霸权的阴影之下，如社会心理学教科书“内容几乎只能算是用中文转述美国和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及研究成果”[37]。

　  对此，如果我们不尽快实现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本土化重建，任由西化理论掌握话语霸权，危及的将是我们整个民族的百年命运。比如，当下主流社会心理学对“群众”的认知，是迎合西方的“乌合之众”之说，还是坚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38]，就关系到对执政方向的学理支持和学术指导。

　  也正是基于这望眼欲穿的期待，自创作本书以来，我曾有过一个梦：在我采访近两百位历史亲历者的过程中，能有影视工作者同步完成对他们口述历史的影像记录及编辑，能有社会科学工作者同步完成有关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及学理创新。

　  可惜，人微言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