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改造旧军队的曲折历史能不能回避

　  旧军队改造史是中国革命史的一个缩影。从国民党第60军到共产党第50军，又是改造旧军队的典型范例。然而，当我涉足这尘封已久的历史时，有人劝道：“控诉运动就不要写了。写了，有些起义人员不高兴。”还有人提醒：“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的情况也不要写了。写了，有些共产党干部不高兴。”

　  如果听劝，只有放弃创作，因为回避前者，将掩盖改造旧军队的历史必然，回避后者，将掩盖改造旧军队过程的艰难，而这两者又结构了旧军队改造史的完整过程。

　  中国人习惯于整体思维，其长处是善于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但相随的思维定势又容易以偏盖全，把对立面的辩证关系简化为“一个西瓜切两半，吃一半来丢一半”。“为尊者讳”，就是由此而生的“戒条”。

　  改造旧军队是一段震撼心灵的不朽历史，半个多世纪的尘封，在一些人看来，似乎可以简化为一个“讳”字——为国民党起义人员“讳”，为中国共产党“讳”。

　  其实不然，已然的历史有着历史的必然。就像太极图，“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

　  “国军”改造史被尘封半个多世纪，曾经是政治斗争的策略需要。

　  解放战争期间，对改造起义部队的控诉运动是不能大张旗鼓宣传的，因为那时策反工作的重心在国民党军队的上、中层，而国民党军官对中共策反工作抵触情绪最大的，是“共军要兵不要官”的传言。率部起义前，曾泽生请求不要“编散部队”，陈明仁提出“不能在整编部队后进行清算和斗争”[23]，范绍增曾顾忌“军官都送去集中学习”[24]，都反映了对改造工作的误解。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威胁，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承诺和政权稳定的两难之间作出被动选择，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追究了极少数起义人员的历史罪恶，加上“解放台湾”政治攻势的客观需要，宣传旧军队改造史依然不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共和国从极端的阶级斗争中解脱出来，进入了“拨乱反正”的年代。据军事法院的工作人员介绍，当年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的工作本着中央“易粗不易细，易宽不易严”的文件精神，几乎是“一风吹”。在长春起义部队中，血债累累的，有特务背景的，起义时作为“反动分子”被先行扣押的，甚至破坏起义未遂的，基本上都落实了有关政策。此时的大局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宣扬旧军队改造史仍不合时宜。

　  历史发展是辩证的。回避旧军队改造史的合理性是一个动态过程，当执政党了结了“落实起义人员政策”这一历史“债务”后，其合理性也随之消失。

　  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的情况作为“拨乱反正”的成就公诸于世了。据中共中央统战部网站披露，中央统战部、中央调查部、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民政部、总政治部1979年1月9日的《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被中共中央批转后，“全国共认定了45.4万多名起义、投诚人员的身份，为其中的15万人在政治上平了反，为因追究历史问题而被错误判刑的10多万人撤销了原判，为8万多人重新安排了工作或者办理了离休、退休手续，为1.5万多名原来没有工作、又无子女赡养的人，定期发给生活费或给予社会救济，为原国民党省、将级起义及投诚人员、起义有功人员提高了工资级别，为被错杀者或者在服刑期间死亡的人的家属在经济上作了抚恤”。[25]

　  以“拨乱反正”姿态展示国民党军队的史学、文学和影视，也活跃了起来。一些作品在肯定“国军”抗战历史功绩的同时，或抹杀或回避或忽视了“国军”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其客观的舆论导向，不仅要触动中国革命的道义根基，还将撼动两岸统一的政治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继续淡化、回避改造“国军”的辉煌历史和曲折历程，必然欲盖弥彰，在人们“文过饰非”的抱怨中，铸成适得其反的政治错误。

　  旧军队改造史存储了一组可以解读中国革命史的密码，这就是必须把中国革命的曲折和挫折放在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反抗、艰难的阶级解放和民族独立这一20世纪的历史大背景中去认识。

　  章太炎曾说：“欲亡其族者，必先诬诋而灭其史。”

　  立国正史，人间正道！

5．曲解中国革命的原因试析

　  如今的中国，否定中国革命的，并非个别。探究其形成原因，对正史立国很有必要。

　  与一些中青年人不同，说到旧军队改造史，亲历者们几乎无一不在整体上给予肯定，即使是坐过共产党大牢的老人。

　  我曾在一个偏远的小镇上采访过一位耄耋老者，虽然，他24度春秋是在共产党的铁窗和劳改农场里度过的，但这位原“国军”上校还是坚定地认为，国民党不能救中国，因为“国民党是悬吊在半空中的，没有基础，完全从个人利益出发，不像共产党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共产党发动的，那才真是个力量”！老人甚至盛赞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决议。

　  对此，有人主观地认为，老人的这种人生态度是劫后余生的人格扭曲。

　  其实不然，从总体上看，不同年龄层的人对旧军队改造史的不同评价，也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任何人对历史的评价，都要依赖本人记忆库的现成贮存，而对记忆资源的检索、提炼和使用，则受制于记忆规律。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记忆受“序位效应”影响很大。所谓“序位效应”包括“初始效应”和“时近效应”，就是说，最初和最临近的事情最容易记忆。

　  中国现代史对中青年人来说，留在“初始”记忆中的，是完美的理想主义教育，发生“时近效应”的，多是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批判，而受制于思维惯性，其历史观很容易延伸至对整个阶级斗争历史的全面否定。老年人虽然有着与中青年人相同的“时近”记忆，但他们多数人“初始”记忆烙印在心中的，却是“泪血大控诉”的人生感受。

　  认知上的规律，也支配了不少天真的“老外”。一位华侨告诉我：“在国外，你讲中国的‘旧社会’，人家根本不懂，也不信。因为在他们眼里，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执政，就像美国的共和党取代民主党、英国的工党取代保守党、法国的左派取代右派一样，社会制度不会有什么变化。”

　  “老外”不懂旧社会，除了政客刻意的舆论误导，有其历史成因。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移民大潮中，移居国外的，有几人是翻身解放的工农群众？即使少数“奴才”随主子出逃，他们又掌握了多少知识分子特有的“话语权力”？

　  随后的移民，受“时近效应”的支配，向“老外”讲述的中国国情，多是共产党执政后的失误。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大历史，便自然而然地在“老外”短浅的视野里消失了。

　  对于否定中国革命的某些学者来说，他们除了缺少超越当代人恩怨得失和视野局限的“大历史观”，以及缺少辩证的思维方法外，还有着更深刻的主观原因，这就是“知识分子立场”。

　  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期间，不少媒体、网站围绕如何评价国民党抗战作用等问题，展开了十分热烈讨论，其中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抓壮丁”的真实性。

　  某著名作家在某报刊登的发言声称：“拉壮丁有没有呢？……也有，但是我告诉你，不到万分之一。”他甚至宣称：《抓壮丁》“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是“诽谤旧社会”！[26]

　  对于某作家的断言，笔者曾著文[27]专门批驳过，这里关注的是其断言的成因。据报道，该作家的父亲解放前曾在国民党某县政府“任军事科长，土地改革时被判处死刑”。[28]

　  县政府军事科专司兵役工作。据某作家父亲的同僚著文记载，该县征调壮丁“纯粹以权势来定，都是强征的无势无钱的贫苦百姓，或估拉过路苦力、小商和游劫散兵”，“强拉买卖壮丁成风”，“贫苦民众惨遭蹂躏无处哭诉”。[29]

　  从常理上看，情感生成于交际圈子，视野受制于生存环境，存在决定意识，我也不例外。

　  我对旧军队改造史认识上的变化，得益于我对不同阶层起义人员的全面采访。最初，我接触的多是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的情况，考虑问题自然站在“落难”军官的角度上，而一旦采访到广大士兵群众的“泪血大控诉”，审视历史的立场就不能不发生位移。

　  “知识分子立场”是一个历史话题，由此出发，我们不难设想：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狂飙般地扫荡傲视民众、鄙视劳动、轻视实践的千年积习，时下知识界、文艺界的“精英”中，又能有多少人能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草根民众说话？

　  也不难设想，在21世纪的中国，删去《包身工》课文[30]背后的历史观与山西“窑奴”事件[31]之间的必然联系。

　  对中国革命史的曲解，还折射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文化传统的核心是价值观。东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是相反的：西方人奉行“权利本位”，主张义务服从于权利，高扬“工具理性”的旗帜，更关注个人的权利；东方人奉行“义务本位”，主张权利服从于义务，高扬“价值理性”的旗帜，更关注整体的利益。

　  差异的文化在交流中，有冲突，也有渗透。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大量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我国思想界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然而，“阴在阳之内”，我们在借鉴西方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同时，西方借助其“话语霸权”的势能，也在影响着东方的“知识分子立场”，并通过思想界的争论，企图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走向。在当代中国，评价历史，相对而言，有人只注视贵人、文人的“自由”状况，无视草根民众的生存状况；研究现实，有人只重视“金领”、“白领”阶层关注的“权利平等”，漠视“蓝领”、“圆领”（农民和下岗工人）阶层企盼的“事实平等”，就是一个例证。

　  用西方的道德准则去度量中国民众的心灵感受，用西方价值取向的函数关系去求解中国社会历史变量的函数题，又如何不推导出错位的题解？

　  远离劳苦大众的新自由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评价是荒谬的，但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作用却是复杂的，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否定性评价之所以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僵化理论和极端实践的报应。真理，只要陷入单一的理论环境，就必然要走向极端。

　  正是从“思想生态”的意义上，应该肯定新自由主义在新中国思想史上的历史贡献。

　  也正是在此“思想生态”的环境中，我们才有所感悟：批驳对中国革命的曲解，不能局限于形而上层面，堕入任西化理论“忽悠”大众的学理陷阱，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旧中国草根小民备受欺压的生存状态，以及底层民众翻身解放艰难的启蒙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