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改造旧军队的控诉运动能不能不搞

　  在20世纪的中国，曾经被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的阶级仇恨，是由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引发的。就社会心理而言，这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与后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有着“源”与“流”的必然联系。由此，一些有责任感的中国学者开始反思中国走过的革命道路。

　  20世纪末，这种反思引发的思想界争论空前激烈。

　  1995年，一位曾被称为“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领袖”和另一位著名学者在境外出版了一部《告别革命》的对话集，批判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道路而没有选择改良道路，“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10]

　  2000年1月出版的《前沿文化论争备忘录：知识分子立场》丛书汇集了中国思想界这场论战的精华文章，其中对中国革命持否定态度的学者试图从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出现的自由主义运动，寻找走“中间道路”的思想资源，并为当年民主同盟“出色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无法获得其实践的机会”，感到由衷的“可惜”。[11]

　  无巧不成书，中国共产党改造海城起义部队的过程，恰恰提供了与民主同盟“中间道路”密切相关，并需要中国当代思想家予以理论解析的“实践机会”。

　  国民党第184师起义后，被整编为民主同盟军第1军。中共中央当年之所以同意这一命名，主要出于统一战线的策略考虑，但原因又不仅仅于此。据记载，当时，确有不少起义军官主张“请民盟来领导这支部队”，一位将领甚至宣称：“我们不参加国民党，也不参加共产党，我们是中间派。”[12]

　  1940年代，昆明城聚集了一批赞赏欧美民主制度的爱国知识分子，其党派社团以“三党三派”联盟组成的民主同盟影响最大。当时，民主同盟虽然在国事主张上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但在社会理想及实现道路上，其“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13]

　  当年地方军阀的官佐阶层之所以钟情于“第三条道路”，决非偶然，除了其固有的政治立场，以及顾及“前途”外，根本原因在于改良主义能保全压迫者在“主奴秩序”中的既得利益。

　  也正因如此，不少军官虽然在起义后提升了职务，却仍不满足：“当八路只升官，不发财！”

　  据士兵吴荣珍回忆，他的连长在军官中属于少数思想比较开明的，但起义后也顾虑重重：“当八路也好也不好。好，就是平等。不好，就是穷。”

　  同其他旧军队一样，第184师起义前，相当一部分军官打骂士兵、残杀逃兵十分普遍。有的甚至一边殴打士兵，一边公开宣称：“这叫黑暗专制！”士兵刘绍云所在连队从云南开赴越南受降途中，军官只要发现士兵走不动路了，就用刺刀捅死，再一脚踹下红河。士兵江源涛亲眼所见，一名士兵因骂了营长，军官便“集合全连实行千刀万剐，先刮眼皮，再挖眼、耳、鼻……”士兵刘家禄在云南路南时，连长曾逼迫他吃逃兵肉，刘家禄不肯，连长就威胁：“你们当班长的不吃，就吃你的肉！”

　  基于这种残酷的人身压迫，官长对士兵经济上的盘剥就更不在话下了。

　  面对延续数千年的社会基础，别说企望压迫者大发慈悲主动革除维持其统治地位的旧制度是天方夜谭，就是通过外力实施温和的改造也阻力重重。与后来兴隆整训发动士兵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相比较，最初只采取正面说理教育的安东整训是温和的，但这种温和的改造却开展得异常艰难。

　  在起义将领中，潘朔端、马逸飞虽然思想基础较好，但最初并没有完全掌握控制部队的实权。

　  安东整训之初，为了避免“影响部队的整个改造”，辽东军区曾要求起义部队抽调一批军官赴东北军政大学辽东分校学习，但想调的军官就是调不出来，甚至“明知是特务”也调不出来，结果只送去80多名书记官和有文化的士兵。后来再抽调80来人，还是这样。

　  要推行八路军那套基于官兵平等原则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也难。不少军官习惯于旧军队的“人事独裁”和“经济独裁”，反对经济公开，强调“绝对服从”。

　  军官中的吃喝嫖赌抽等恶习也十分严重。在400多名军官中，公开要求治疗梅毒病花柳病的就有30多人。在参谋处和医务处，抽鸦片的军官甚至公开摆灯。[14]

　  最初一段时间，共产党部分政治工作干部与起义军官经常发生矛盾。混成团政治处蒙主任对旧习气严重的起义军官看不惯，合不来，没干几天就赌气回老部队了。为这事，徐文烈、李毅等领导专门对政工干部进行了教育：在我党尚未完全掌握起义部队的情况下，稳定军官队伍对稳定整个起义部队至关重要，帮助教育起义军官要有耐心，要讲究方式方法。

　  政治工作干部后来“讲究”起来的“方式方法”，说起来还真有点好笑，叫“疲劳麻烦政策”。旧军官带兵特别关注“巩固部队”，因为兵跑光了，自己的官位也就保不住了。但他们又很官僚，不愿深入士兵群众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针对这些特点，政治工作干部就从关心军官自身利益的角度，来宣讲八路军带兵的民主传统，让他们高兴。一些军官听了虽然同意，但嫌“麻烦”，于是，就把工作推给政治工作干部。旧军官越推，政治工作干部就越是要“疲劳麻烦”他们，特别是在他们急于去抽、赌、嫖，暂时还无法制止的时候。

　  对士兵的启蒙教育也不容易。士兵的奴性根深蒂固，认命，习惯于盲目服从。

　  安东整训虽然在起义部队中初步推行了民主制度，争取了部分官兵，但整体改造效果并不理想。所以，当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南满解放区时，我军领导曾预料起义部队可能会“翻船”，于是，在其向北满解放区转移途中最危险的宽甸以东地段，安排四分区的部队作了预先戒备。不料，杨朝伦副师长还是策动1 300余人在东满解放区的石人车站叛变了。

　  石人车站叛变事件发生后，从反面促使共产党人认真总结了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教训。用温和的正面教育的方法改造旧军队即便可行，也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这在战争年代极为困难。要克服困难，就不能不去寻找改造旧军队更有效的方式。

　  据记载，为寻找这场政治战役的突破口，早在安东整训后期，徐文烈等政工干部就通过调查发现，多数士兵对国民党统治集团无敌意，却痛恨乡、保长和恶霸地主。鉴于初期的整训多从正面宣讲国民党“卖国独裁”、“压迫人民”，结果不但与起义士兵亲身感受距离太远，还与其“正统”观念相冲突，于是改为先从士兵所受的具体剥削压迫讲起，于是，尝试“倒过来讲”——让起义士兵先控诉家人受乡镇保长、甲长和恶霸地主的剥削和压迫，控诉本人在旧军队受长官的打骂和欺压，再宣讲国民党政权维护这一旧制度。

　  不料，我政工干部刚“摸到一些头绪”，“反省诉苦坦白综合性的大会”“正轰轰烈烈起来”，就被国民党大举进攻打断了。虽然，此时已在整编后的五名军、师起义将领中发展了两名中共党员，还争取到15.6%的中下级军官为“进步分子”，但由于对军官争取不够，对反动分子的清洗更不够，“旧制度旧纪律军官压迫士兵，士兵机械盲目执行命令的反动思想传统未打垮”，大规模的叛变还是发生了。

　  鉴于安东整训的经验教训，海城起义部队剩余两千余人到达北满根据地巴彦县兴隆镇后，徐文烈等政治工作干部改用“倒过来讲”的办法。

　  果然，兴隆整训一“倒过来讲”，几乎是瞬间，广大起义士兵就彻底觉悟了。[15]

　  自然界的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由碳原子构成的，但它们的硬度却有着天壤之别，原因就在于它们各自的空间结构不同。徐文烈等我军政治工作干部在改造海城起义部队的实践中，发现政治教育内容和形式的排序直接影响教育效果，终于在“倒过来讲”的这种体现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精髓并具有当代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深刻学理意义的尝试中，找到了改造旧军队最有效的形式——控诉运动，由此引发了广大起义士兵群众内心深处的那种能够排山倒海翻天覆地的灵魂裂变。

　  一位叫谷德贵的起义人员经历了控诉运动后感慨承认：“在安东时，谁最反动，怪话最多，那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就最高。现在呢？谁要反动，谁不进步，谁就被大家看不起！”

　  改造滇军的成功经验，在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主席曾亲拟电文予以推广。[16]徐文烈也因此于成都战役结束后，被其他野战军改造起义部队的工作团请去做了专题报告。后来，西南军区第二工作团改造胡宗南系统第7兵团又创新出公祭宣誓活动，隆重祭奠起义官兵在旧社会、旧军队里屈死的亲人。据记载，该兵团感天恸地、盛况空前的公祭宣誓后，有92%的起义官兵递交了请求参加解放军的决心书，内有44.1%的起义官兵在决心书上用鲜血签名或按下血指印，有7.3%的起义官兵递交了血书。[17]

　  已然的历史有着历史的必然。

　  对民主同盟的一些盟员来说，是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及特务暴政，打碎了自由主义的海市蜃楼幻想，才有其接受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对“中间路线”的彻底抛弃。对部分起义军官来说，是受压迫士兵群众的哭诉，批判了“中间道路”的政治选择，才唤醒了施压者扭曲的灵魂。他们殊途同归，最终都汇集到镰刀铁锤的红旗之下。

　  有此殊途同归，绝大多数起义官兵才异口同声评价：“控诉运动好啊，不是人民军队学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