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三大上通过的政治变革计划，至今也没有失去其意义。下面简要地讲述该计划的若干方面：

　　——改善和发展有关党和国家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出台措施；

　　——加强行政立法，这是21世纪管理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

　　——“调整”国家机关中党委的权力；

　　——民主化和优化选举制度；

　　——民众协商和对话机制；

　　——加强领导机构的政务公开；

　　——完善人事政策和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

　　——划定党和国家、政府和企业在行政改革中的职能。

　　党的会议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意义已在中国党政范围内显示出来了。即使在21世纪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学和政治学，也将十三大决议看作是评价政治领域内的变革的主要标准之一。

　　30年来的政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十三大的影响。政治发展显示了自身与进一步发展是相一致的。然而，不应盲目地乐观，因为很难预见到党政改革过程中将要出现的困难和挑战。

　　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长期性。在实践中，政治改革计划与计划的完成情况往往存在很大差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很难界定党和政府、政府和企业间的职能，立法领域建设的长期性，权力部门及人民在技术上和心理上没有对执法做好充分准备等等。在20世纪80年代，官员在管理领域仍旧是肆意妄为的。据估计，在20世纪80年代，只有不超过五分之一的法律措施得以实施。

　　如果摆脱西方的模式，只考虑中国的国情，可以说，划分党和国家在管理领域的职能，加强集体领导，建立新的监管与人事政策，废除僵化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制度，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发扬党内外民主，加强法治，这些举措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会。

　　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进程继续沿着政治领域的发展轨道前进，这为中国在90年代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提供了条件。

　　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之时，在经济领域以及国家机构内，特别是地方上的国家机构的工作中，产生了一种消极的倾向。自1984年起，出现了“经济过热”，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价格上涨等现象。在2003年至2004年，我们与一些中国学者进行了谈话，这些学者的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关系的观点，是非常有趣的。他们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党政改革是主流趋势，但是政治改革的进行缺乏对经济领域的调查。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政治改革（1992年- 2002年）的重点是加强保障经济改革的立法，完善人事政策，规范国家机构的活动。在合法的基础上管理国家的趋势得到加强，1993年和1999年先后对宪法做了修改，完善了法律体系。

　　从90年代初开始，加强党的管理机制中的思想教育工作的同时，党与国家机构的互助关系表现的越来越紧密。这种互助关系表现为各种形式，如：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权力管辖范围，扩大到了国家层面。

　　人事政策，尤其是国家公务员的体制建设，占有重要位置。1993年国务院通过的公务员暂行规定，以及1995年—1996年中国人事部通过的规范公务员活动的系列法规，都是非常及时的、符合市场经济建设需要的，并具有反腐倡廉的相关内容。1950年—1970年，中国人事立法的特点是，建立相应的立法框架，使完全集中的干部人员分配向较为集中的、更现代化的国家公务员体系过渡。

　　在合法的基础上管理国家，包含对过去缺乏法律基础或仅仅由党的个别规章来规范的领域进行监管。党与国家在领导机构的任命规则是与国家公务员体系并行的，有时也会部分地交织在一起，但仍旧保持自身的特性。1995年有关党与国家机构领导职务选拔与任命规则的出台是第一次公开的行动。这使得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大部分章节能够普及到党和国家的各级官员，这是很积极的现象。同时，应该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人事政策，特别是人事轮转方面的法律基础，通常只在地方权力机构（县级及县以下）地区得到加强。总体来讲，到20世纪90年代底，已经形成了有效的干部体制。正如著名的德国政治学家海尔曼和基勒赫别尔格尔所言，调整过的人事政策（党与国家层面的）有助于克服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所遭遇的经济危机。

　　2002年7月党与国家领导职务选拔与任命法令的通过与实施，是中国共产党人事政策在纳入规范的方向上所迈出的重要一步。该文件标志着党的政策在管理国家领域上更高程度的开放。上述文件的出台促进了国家权力在组织上从第三代领导人过渡到第四代领导人手中。要完成建立一个具有政治觉悟和高尚道德的管理人才队伍的任务，就必须执行上诉文件，加强公开性，逐步引进和扩大民主的表决程序，建立对领导干部调任与任命的监管机制。新的人事政策，还包括

　　建立一个法律框架，形成各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参与政治的体系，并在21世纪继续加强该体系的法律基础。该文件还将集体领导以及对领导干部选拔与任命程序进行监管的思想纳入人事政策。重要的是，该文件的出台以及干部“年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