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中调部成立　

　　2001年，《杨尚昆日记》出版之前，外国学术界对于中调部成立的确切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对于它的成立时间和成立经过，汉学家和情报史专家们只能猜测。杨尚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4年中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有了他日记中提供的信息，我们终于可以勾勒出一个大概的时间轮廓。1955年2月23日，联络部的罗青长、邹大鹏和马次青拜访杨尚昆，毛诚陪同前往，商谈联络部的“归宿”问题，他们表示愿意回到党的系统中来，称这是“群众的一种情绪”。［15］（p.161）28日，杨尚昆找到李克农，和他谈联络部（在日记中称之为“政情部”）归属单位的问题。李克农的意见是放在党的组织内为好，可成立一个部，名称可以叫做调查研究部。周恩来倾向于让李克农兼任这个新部的负责人，以便统一管理，并且要经书记处讨论后再决定。［15］（p.165）3月4日，在周恩来的办公室举行了一个会议，出席者有周恩来、杨尚昆、粟裕、李克农、罗青长等。会议决定把联络部中的军事情报单位划归中央军委，在党内成立一个调查部，仍由李克农兼任部长，由周恩来当晚提交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晚上8点在刘少奇的办公室召开了书记处会议，讨论持续到3月5日凌晨1点30分，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周恩来起草的文件并报告了毛泽东。［15］（p.169）毛泽东什么时候批准这份文件现在还不得而知，但4月8日，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提到“中央和主席已批准成立中央调查部”［15］（p.185）。一份资料中称:“1955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把原属总参谋部的联络部归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起名为‘中央调查部'。”［16］李克农的儿子称:“1955年7月，总参联络部调整为中共中央调查部，由我父亲兼任部长。”［11］（p.324）中调部的日常工作由李克农与杨尚昆联系，重大事情则要请示邓小平。［15］（p.185）《杨尚昆日记》中1956～1958年的记录不太完整，从1959年开始，《杨尚昆日记》中有他和孔原频繁定期会面的记载。1962年11月，即李克农去世9个月后，孔原正式接任中调部部长。关于中调部组织结构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它有一个秘书处，下属几个局。从新华社发布的肖赤（1911～2006）的讣告中我们知道中调部曾经有一个管理局，肖赤曾经担任局长。　［17］　根据抗大一名毕业生从中调部联络局局长的职位退休这一点，我们认为，这些局的分工是职能性的。 ② 除了数量不明的局之外，中调部还有一个对台办公室，这一点在杨荫东的简介中有所透露。1955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对台工作组和对台办公室，“对台办设在中央调查部，主任由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兼，杨荫东负责具体工作。”［18］中调部在一些省和大城市建立了自己的常设或非常设机构。例如，1955年8月，中共广东省和云南省委员会根据中央的决定分别建立了调查部，它既隶属于省委又隶属于中调部。广东省调查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期间及以后一直存在。［19］中共云南省委调查部负责对外调查，但于1957年6月被撤销。［20］中共上海市委调查部1955年6月成立［21］。山东省调查部1978年12月成立，当时它的编制是48名干部，由4个处室组成。［22］只有河南省从来没有成立过调查部。中调部的情报一般呈送给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军队的决策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曾提到毛泽东阅读中调部1965年7月30日编印的第872号《调查通报》，即关于一位台湾人士谈李宗仁回国的问题。［23］决策者有时也会有选择地把一些情报扩大阅读范围，不过仍限于高层。1958年11月4日美国议会选举刚刚结束（这次选举中，共和党失去很多席位），毛泽东便批示把中调部对美国议会选举及其结果的分析在八届六中全会印发。［24］这次全会由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有166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25］，毛泽东给中调部的分析加了一个标题《美国政治气氛向好的方面发展》，他还加了个人评语，称这个分析“很有意思”。［24］中调部的活动　中调部总体框架建立之后，其日常活动和政策必须十分慎重。这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这样的工作很不好搞，必须仔细、仔细又仔细，而且注意经常提请中央决定。”［15］（p.185）许多重要事项是在1955年12月由中调部主持召开的第二次政治情报工作会议上决定或同意的，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为会议题了词。毛泽东12月6日的题词是:“实事求是，努力工作”。［26］刘少奇12月8日的题词是:“总结经验，改进工作，争取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更大胜利，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27］24日，周恩来接见与会代表并发表讲话，赞扬他们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挥了重要作用”［28］，他进而强调:“这样一条路线的重要环节就是怎样争取国际和平。争取和平，越持久越好。我们要利用这个和平时间，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国家更强大、更富强。”［5］（p.531）后来也召开过同样的会议。如1959年2～3月，中调部召开了全国情报工作会议，2月26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接见了调查部工作会议的外国工作同志。［15］（p.359）保密是中调部最为关心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内部出版的《国家机关党派团体负责人名单汇编》中，既没有提到中调部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其主要领导人。其他信息则非常丰富，列出了中央和省一级政府机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主要大学和研究机构等的名称和主要领导。 ① 在党的内部交流材料中，如果材料的阅读者超出了“知密范围”但又必须提到中调部时，则使用暗语。1965年9月27日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一份文件中，其他党委使用的是明确的名称，而中调部则代之以“在西苑的机关党委” ② 。西苑是指中调部所在地北京海淀区西苑10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