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30年前，在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我和两位资深的中国外交官有过一次交谈。当时我正在酝酿以中国的“大跃进”为题材的博士论文。交谈中我提到，最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材料里我偶然看到有一个名叫中国共产党中央调查部（以下简称中调部）的机构，可我在《人民日报》上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机构，所以请他们证实一下，这个神秘机构过去或者现在存在过吗?他们抱歉地说不能证实，对这个机构也一无所知。

　　和我交谈的这两位外交官对中调部当然非常熟悉，但当时这是国家机密，对于一个好奇的瑞典博士生的询问，他们只能讳莫如深。毕竟这是一个和英国秘密情报局相当的中国机构。就算是在英国，也只是到了1994年3月《情报法》（即《政府情报公开实施报告》及其《解释方针》——译者注）颁布以后英国政府才正式承认英国秘密情报局这个机构的存在。换言之，如果20世纪80年代初我问两位英国外交官是否有军情六处这个机构存在，他们同样也会否认。这是因为我的学术好奇心和国家机密相冲突。

　　几年后，我看到有关中国的资料里出现了中调部［1］这个名称。1983年它变成了国家安全部，中调部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已经成为历史，于是我决定利用能见到的来自中国的零散资料撰写一份中调部简史。

　　中调部的前身　

　　中调部并不是某些二手材料所说的那样在20世纪40年代末就已经组建［2］，而且它的前身也并不是有些人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社会工作部［3］。中调部成立于1955年，此前它经历过一个不短的过渡期。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社会工作部撤销。1949年以后整整6年，无论是军事情报部门还是地方（政治）情报部门，都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来管理。撤销后的中央社会部的一些部门于1955年组成中调部，但从1950～1955年，它的名称是中央军委联络部。［4］这一时期负责情报工作的是周恩来，他是中国共产党秘密情报活动的发起人，从一开始就坚持在所有形式的情报（人事情报、技术情报、战术情报、战略情报）工作中投入较大资源。他认为，只要阶级斗争存在一天，情报工作和安全工作就十分重要。1950年4月1日，他又重申:“要战胜敌人，非有情报工作不可。”［5］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1949～1955年中国的情报机构经历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较好地适应了当时复杂多变的环境。20世纪70年代，英国一位著名记者兼学者提到朝鲜战争带来的重大影响时认为，朝鲜战争“迫使共产党加速建设中国的秘密情报队伍。通常情况下需要10年才能完成的工作被压缩到2～3年匆匆完成，所以，在组织方面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错误”［6］。不过，现在看来，当时还不稳定的苏联情报机构在决定新中国的情报机构如何组建方面可能也起了作用。俄罗斯情报史专家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和瓦西里·米特罗钦称，20世纪40年代末，苏联的对外情报机构处于“混乱”状态。当时正是情报委员会时期，该委员会试图把苏联国家安全部外国情报局和苏联军事情报局归并到一起，但这次改组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委员会建立一年后便出现问题，于1951年下半年撤销。［7］因为来自莫斯科情报委员会的高级顾问们（他们形式上归苏联大使馆管辖，实际上直属莫斯科［8］）积极参与帮助中国建立情报机构，所以，这一时期他们给中国提出的建议现在看来可能同样是“混乱”的。 ①

　　1949年，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期间，周恩来于7月8日和9日主持了中共中央汇报会议，商讨情报、公安两个部门的组建等问题 ② 。7月11日，周恩来同意中共华北局提出的建议，将华北局社会部并入中央社会部。［9］后来的结果表明，这是撤销当时已有的最高机构的开始，因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8月9日在给各解放区中央局及分局的电报中指出:“为了分工，以便更好地建设我们的保卫与情报工作，决定取消中央社会部，另成立情报、公安两部（中央政府成立时，为政府的情报、公安两部）。”［10］该计划后来只实施了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成立后，中央社会部的保卫工作确实移交了，但列入计划的情报部却没有成立。

　　1949年10月11日，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他公开的身份是外交部副部长）［11］。此前，从1948年5月起他一直是社会部的负责人，先是担任代理部长，后任部长。1949年后，中央军委在各地成立了“开展国际情报工作的专门机构”。［12］李克农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工作，这一时期担任李克农助手的是罗青长。1955年中调部成立后，罗青长担任秘书长，1983年从中调部最后一任部长位置上退休。［9］（p.643）他与周恩关系密切，1954年兼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负责情报工作。［13］

　　从目前的资料中无法勾勒出1949～1950年冬天这段机构调整期，后来的调查部和此时军委的情报部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历史研究者可以根据现有资料确定军委情报部何时成立，谁是领导人，但对于调查部，现有资料都语焉不详。 ① 从一份有关罗青长职务的准官方列表看，有一个时期，这两个单位实际上是一体的，罗青长同时担任军委的情报部一局局长和联络部一局局长，1950年底担任联络部高层领导职务的人员中有后来任中调部主要领导的邹大鹏、马次青和冯铉。

　　1950年是中国高层情报官员总结过去、规划未来的一年。李克农曾撰写中共情报活动的（不公开的）官方历史，这样做的目的是“促进新中国情报工作的政治和业务发展”。［11］（p.265）而其同事则对中央社会部的政策和业务构架进行评审，使之适应新环境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向国外派遣情报人员是需要解决的众多敏感问题中的一个。它已经不单纯是由一个革命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派遣，从事实和法理上是由中国政府派遣。1950年4月召开的情报工作会议对国家最初的一些情报政策达成了一致意见。 ② 会前，在1月底召开的第4次东北公安工作会议上，对于大力开展境外情报工作指出:“必须建立反奸情报派遣工作。因此东北公安部、辽东、辽西省厅、沈阳、旅大公安局，应物色具有派遣条件的我之干部或可靠关系，以及个别向我秘密自首并能掌握而有适于派遣的党特分子，加以秘密训练，派遣出去。其工作任务:主要是以设法打入蒋、美、英、朝、日本特务机关内部，侦察其敌特活动情况、阴谋计划和向我区派遣人员的线索等情报。但这种派遣，必须精干隐蔽，长期打算，单线领导，不要滥竽充数，不准发展关系。但对其中利用分子，应时刻警惕，防范敌人的反间阴谋。” ③

　　当时情报工作（特别是国外情报工作）的总体政策是什么?1950年4月1日，周恩来指出，情报工作要从单纯的军事情报向军事和政治情报转变，还需要增加经济情报，科技情报还没有搞，要开辟国外的情报工作。［8］（pp.241，251）情报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输出革命，完全是为了主动防御。10月，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与副部长罗奇清和政保局局长陈龙谈话时指出:“中国进行国外情报工作的原则和帝国主义分子不同，我们的目的是了解敌人针对我方的阴谋。我们的目的是防御，是积极防御。只有了解对方，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后，周恩来等人设想的情报工作就总体而言仍处于初始阶段。195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在一份电报中指出:“各地情报部门业务干部量少质差，主动不够，尚影响工作开展。”李克农要求在多方面做出改进。［12］这些改进最终促成了1955年中调部的成立。

　　1950年12月10日，军事情报、技术情报和政治情报正式划归新设立的机构——总情报部负责，由李克农任部长，直属中共中央而不是由总参谋部管辖。这种组织形式有助于横向协调，但对于提高获得情报的能力帮助不大。1953年1月29日，总情报部撤销，李克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并继续分管联络部的工作。他一直患心脏病，此时病情加重，3月5 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离岗治疗。［14］1954年春，由谁通过什么渠道给联络部提供经费出现了争论，这个问题通过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部长邓典桃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磋商得以解决。［15］这是源于1954年中共中央对各直属机关的“预算外资金”进行规范管理。 ①1954年秋，机构改革的时机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