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程序上看，所有政府部长，都经过周恩来总理的提名；从实际情况看，几乎所有党外人士出任政府部长，也都经过周恩来的直接过问甚至是耐心的劝说。

　　梁希的心态与茅盾有些近似，林垦部是在他的提议下成立的，但他并不想当部长。梁希是著名的林学专家，建国前长期担任中央大学森林系教授。1949年9月，在一届政协会议上，梁希提议成立林垦部。周恩来采纳了他的意见，并提名他为林垦部部长。梁希当场写了一张条子递给周恩来:“年近七十，才力不堪胜任，仍以回南京教书为宜。”周恩来看后也提笔写了一句话:“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梁希看了回条，颇为激动，又写下“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的条子，交给周恩来。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就这样走上了林业领导岗位并倾注了全部心血，他为新中国林业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黄炎培以前曾多次拒绝担任旧政府的高官，新中国成立后，他依然无意当官。周恩来亲往其家中拜访，诚恳地请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公职。黄炎培初衷不改地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2岁了，还能做官吗？”周恩来说:“在新政府任职，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由全国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经过两个小时的恳切交谈，黄炎培终于松口，表示要考虑一下。第二天晚上，周恩来再次登门听取黄炎培的答复，黄炎培这次明确告诉周恩来，愿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李书城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会员，中共“一大”就是在他家召开的，后来他也做过不少进步的和有益于革命事业的事情。周恩来提议他担任农业部长时，有些人疑惑不解。周恩来亲自做工作，介绍他的经历，说明这样安排，体现了照顾民主人士的各个方面。周恩来还派薄一波找李书城谈话，他对薄一波说:“他有这么一个历史，要照顾这个历史，你去跟他谈，说要提他为农业部长。”经周恩来协调，李书城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部长。

　　在担任部长的党外人士中，傅作义是唯一一位起义将领，大概也是唯一一位主动“请缨”的部长。钱正英曾撰文忆及当中的缘由:

　　筹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时，周恩来总理征求他的意愿，他自告奋勇出任水利部长，因为他深知中国人民对治水的渴望，他曾多次告诉我们，在他的家乡山西省万荣县的一个农村，光绪年间大旱时，全村人口死亡殆尽，只有几户幸存，为此在村里立了一个碑，告诫子孙永远不忘。他在绥远驻军时，曾大力倡导水利。

　　不仅傅作义本人的意愿得到了尊重，他所推荐的张含英(原国民政府黄河治理委员会的技术专家)、刘瑶章(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北平市长)，也都进入水利部的领导班子。　　

　  有职，也有权 　　

　　在共产党打下的天下当部长，对于党外人士而言，做得到有职有权吗？还是只能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摆设”？这恐怕是许多人心中的疑问。

　　从建国初期的具体形势看，战争年代刚刚过去，国家百废待举，需要大量的各方面的人才，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中，在党内，不可能做到在所有国家建设领域都人才济济，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从职业结构上看，这10位部长中，至少有5人属于“业务对口”:梁希、马叙伦都是业内的名家，邮电部长朱学范是邮务生出身，司法部长史良的本行是律师，文化部长茅盾是著名作家。另外5人担任部长，或许含有周恩来所说“要照顾这个历史”的理由，但他们在工作中究竟有没有实权，也要看一看当年的事实。

　　据史料披露，多数担任部长的党外人士，无论是否业内专家，在本职工作中都为新中国的初创付出了巨大心血，作出了突出的甚至是了不起的贡献，而并非在充当一个可有可无或有职无权的“闲差”角色。

　　从国民党将领到新中国的水利部长，傅作义的“行业跨度”应该是最大的，他也是首任部长中任职时间最长(23年)的一位党外人士。据傅作义的秘书回忆，傅作义每年有大约1/4的时间到现场去，到水利工程工地去，到水灾严重地区去，了解规划、设计和施工情况，慰问受灾地区群众。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淮河、海河等许多水利工程，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建设三门峡水电站时，他从黄河下游一直视察到潼关，走到陕县，当时气温高达40摄氏度，屋里的家具都烫手，坐着不动也是一身汗，傅作义以年近花甲的高龄，仍然不愿多休息一会儿，坚持按计划视察，晚上曾露宿在三门峡附近的沙滩上。薄一波回忆说:“我曾把毛泽东主席鼓励宜生先生的一句话转达于他:‘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身体力行。”正是凭着一股干劲和“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傅作义很快就进入“角色”，对水利工作有了非常深入和细致的了解。他发表的有关水利的意见，既综合了大家的见解，又有自己的构想。有一次毛泽东听完傅作义的工作汇报后，对他说:“你钻进去了。”针对“民主人士只是一块招牌，有职无权”的说法，傅作义曾站出来现身说法:“我这个部长就是有职有权，水利部党组李葆华同志非常尊重我，我也尊重李葆华同志，我们互相商量，肝胆相照，没有什么隔阂。”钱正英也曾回忆说:“在长期合作共事中，他与水利部的许多中共党员，建立了亲密的关系。1974年4月，他在北京医院临终时，深情地紧握我的手，使我深深体会到这种肝胆相照的真诚友谊。”

　　卫生部长李德全上任后，迅速打开局面。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前身——中央防疫委员会，就是在李德全的直接提议下成立的；她号召并带头把卫生工作和妇女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促使妇幼卫生保健工作取得显著成就，这是她对人民卫生事业和妇女解放事业的一大贡献；在她任职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先后消灭了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霍乱、天花、鼠疫、性病、血吸虫病、麻风病等主要流行病，全国在较短的时间里新增数以万计的病床。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例:当年山西平陆61个农民集体中毒，生命危在旦夕，李德全得悉求援电话后，深夜起来召集会议，组织紧急救援措施。经有关部门的协助配合，出动飞机夜间投药，使中毒农民得以及时脱险。后来被拍成电影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再现了这一场面。显然，这不是一个“挂名”部长需要去做或所能做到的事情。李德全去世后，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徐运北回忆说:“她当的是实职的部长，既不是有职无权的挂名部长，也不是与党争权。她很尊重党组，党组也尊重她。她有不同意见也敢提出。她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不搞特殊化，一贯艰苦朴素。她是很难得的女领导人。”

　　早在北洋政府时期，马叙伦就做过教育部次长，可谓资深教育家。就任新中国教育部长时，他已年过六十。他上任几个月后，就创办了《人民教育》杂志，一年多后又创办了旨在推动扫盲运动的《学文化》半月刊。应马叙伦之请，毛泽东分别为这两个刊物题了词和刊名。毛泽东在《人民教育》创刊号上的题词是“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曾多次给马叙伦写信或复信，就相关工作交换意见，如1951年1月15日，毛泽东致信马叙伦:“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问题。中共华东局一月十一日电报一件付上请察阅，其中第三项即谈到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请与各副部长同志商酌处理为盼！”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看得出来，毛泽东作为党内最高领导人，对担任部长的党外人士，正向他自己说的“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充分的尊重和充分地行使职能的权利。　　

　  结　语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针对民主人士所说的“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在建国初期这些担任部长的党外人士身上，都得到了具体的落实，这是有目共睹的一个事实。同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是说话算数的。以后，又陆续有党外人士担任政府部长，如李四光、刘文辉、章乃器等。他们当中，也有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尽管自1972年以后，不再有党外人士担任政府部长，但党的统战政策并没有改变，党外人士同样发挥着参政议政的作用，同样在各个岗位上行使着职能和权利。2007年，万钢、陈竺先后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和卫生部部长，这是时隔35年后，党外人士再一次出任政府部长。这既是对建国初期那一段历史面貌的恢复和延续，同时在新的历史时期，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加强、深化和完善。不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这都是令人感到欣慰的一种政治局面。

　　  (摘自《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