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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超 龚维斌: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建设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
发布时间: 2020-01-15    作者:吴超 龚维斌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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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紧紧依靠人民团结人民,凝聚各种力量,在发展中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不断满足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探索和开拓了一条具有显著中国特色和独特优势的社会建设道路。

  一、开启社会建设新纪元: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1949—1978年)

  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100多年里,中国频遭侵略和蹂躏之害,战乱频发,民生凋敝,国家积贫积弱,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毛泽东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1}。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要推进社会建设,实现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首先必须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新中国的成立、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社会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从此,中国人民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历史发展开启了新纪元,也开启了社会建设的新纪元。

  (一)统筹兼顾,奠定社会建设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没有直接使用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等概念,社会建设融入国家整体建设之中,采取了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结合起来进行的做法,这三大建设构成了社会建设的前提与基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称“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2}。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具体详尽地规划了新中国新社会的发展前景。社会建设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为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社会建设也促进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

  如何处理好社会建设与三大建设的关系,毛泽东提出了“统筹兼顾”的思想,并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方针。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指出,“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3}。同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进一步阐述:“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4}毛泽东提出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重点是在经济领域,同时包括灾荒、就业、教育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这种把社会建设融入国家整体建设之中的做法,既符合当时的发展水平和认识水平,也有其独特优势。

  (二)组织动员,凝聚社会建设力量

  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为了尽快摆脱落后的局面和保障国家的安全,新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就要求必须尽快把数量众多但分散的小生产者组织和动员起来,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力量,利用有限的资源开展一系列重点建设。新中国成立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发布宣言》号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5},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

  为了确保国家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和资源配置能力,新中国很快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迅速创建了国家全面管控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在农村,创建区乡政权,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发展为“村社合一”的具有政治、经济与社会三位一体功能的高级社、人民公社。在城市,建立以“单位”为基础的从业人员管理体制,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都成为一个个“大而全”或“小而全”的单位组织,既是工作组织,也是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解决各种社会事务和落实社会管理控制任务的基层组织体系。组建“街居制”(街道办事处——居委会体制)管理社会无工作人员、闲散人员、民政救济和社会优抚对象等。以单位制度、户籍制度、职业身份制度和档案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管理体制,一般社会成员的就业和居住尽量固定,使社会高度组织化和有序化。

  这种一元化的社会管理体制可以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力量,把“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凝聚成一个整体,使新中国仅用30年时间就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在低水平下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解决了总体性贫困。但是,这种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经济和社会生活活力不足,也制约了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快速发展。

  (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重视社会保障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经济发展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前提和根本保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恢复和发展经济,切实保障民生,采取了“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等特殊办法。在国民经济获得迅速恢复的基础上,从1953年开始,中国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6}。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不断增强满足人民生产生活需求的能力,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城乡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逐步得到提高。从国民经济恢复后的1952年到197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19元增加到381元,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从80元增加到184元,初步满足了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1976年与1950年相比,我国各类教育在校学生数从3075万人增加到22363万人。{7}政务院于1951年公布、195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对国营企业职工的养老、劳保医疗、工伤等劳动保险作出了详细规定。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新中国建立了救灾制度、救济制度、农村合作医疗、五保供养制度、职工医疗保险和职工劳保福利等制度以及优抚制度等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为保障人民生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58年11月,流行近百年的血吸虫病,已在半数以上的流行区基本被消灭。

  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最终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这既是由中国工业落后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许多落后国家工业化初始阶段的相似发展道路。毛泽东指出,“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8}只有忍受某些暂时的困难和不便,才能换取长远的繁荣幸福。正是这样的“大仁政”,在相当贫困落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况下,新中国依靠独特的体制,保障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民生需求,中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城乡居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居民平均寿命显著延长,1949年仅为35岁,1975年提高到63.8岁。人口死亡率从1949年的20‰降低到1978年的6.25‰。

  (四)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稳定社会秩序

  新中国成立后,在短短几年中,先后打击了反动会道门、禁绝烟毒、封闭妓院、改造游民,彻底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赌博吸毒、卖淫嫖娼等污泥浊水,破旧立新,移风易俗,树立了新的社会风尚;重构社会阶级阶层的结构和社会秩序,推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单独的阶级退出了政治舞台,劳动阶级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实现了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深刻变革,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不断涌现。为此,设立处理信访工作的专门机构,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处理群众来信来访。1951年、1957年先后颁布了《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指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逐步设置和健全信访机构,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分级、专人负责和归口办理等信访工作机制。通过信访,有效化解了人民内部矛盾,满足群众正当要求,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政治热情,团结和凝聚了各界力量,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形成了有力的监督和帮助。

  人民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54年《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发布实施,全面系统地规定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性质、任务、组织领导、职权范围、工作原则、工作方法和纪律等。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其核心就是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最大限度地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毛泽东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9}。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够深入,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逐步演化成“以阶级斗争为纲”,使现代化战略的实施和既定目标的实现受到很大影响,对社会建设的探索也未能顺利地持续进行下去。

  二、进入社会建设新时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1978—2012年)

  1978年以来,党领导人民逐步探索并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和独特优势的社会建设道路。

  (一)放松搞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建设(1978—1992年)

  1978年到1992年,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推动社会建设,开始了大规模进行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建设,是社会建设融入经济建设阶段。

  1979 年,邓小平表达了通过经济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的想法,他指出:“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总之“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10} 此前的五个“五年计划”都是仅仅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从“六五”计划{11}开始,首次在“五年计划”的主题中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把与民生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关的发展任务和目标纳入了社会发展范畴。社会发展的内容不断充实,人口、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医疗卫生、教育、科技、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与民生相关的内容都成为了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

  1982年,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提出了“小康”社会目标。此后,改革向科技、教育、文化、卫生领域有序推进。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启动、实施了“星火计划”“八六三计划”“火炬计划”等重大科技计划。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卫生体制也逐步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从单一的向国家“等、靠、要”转为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办医,为卫生事业的发展增添了活力。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和农村贫困地区扶贫开发工作逐步开展起来,体育事业在改革开放中也不断发展进步。

  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三步走”战略始终把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置于中心位置,将其当作衡量中国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指标。1991年初,国务院启动住房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和医疗制度三项重要改革。

  (二)全面建设小康,在优先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发展(1992—2002年)

  1992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社会建设的探索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目标,在社会建设领域提出要同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1997年提前实现“翻两番”的目标之后,党的十五大将“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三步具体化,提出“新三步走”战略,到2000年人民生活在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从新世纪开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12}

  1992年至2002年,社会建设服务、配套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改革涉及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在优先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13}。1995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把社会全面发展摆在了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并提出把“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积极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总要求。{14}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要求,要求 “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15}。

  在迈向新世纪的征途上,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1997年就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人均收入达到800美元,结束了长期存在的供给短缺状态。到2000年底,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三)纳入总体布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2—2012年)

  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社会建设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四位一体,社会建设得以全面推进。

  2002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100美元,进入“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扩大,利益纠纷和社会矛盾集中多发,要求把社会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不断探索实践的基础上,2004 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 “社会建设”的任务。{16}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17}。实际上,这就形成了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 “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确认了“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要求“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18}。

  这一时期,我国民生领域的法制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初步形成了以社会保险为主体,包括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住房保障和社会慈善事业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200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正式施行,逐步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体系,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的市场就业格局初步形成。在世界多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中国保持了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此外,社会管理受到重视。201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将社会秩序与社会发展贯通起来,实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并举。各地积极探索完善新形势下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新路子、新举措,创新社会管理体系、体制和运行机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三、迈进社会建设新时代:踏上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征程(2012年以后)

  经过长期的不懈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迈进了社会建设的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

  (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在总体上实现小康的人民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不再仅仅满足于物质性基本需求,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社会性和心理性需求,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期盼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党的十八大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发展蓝图,提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八大将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字之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经济社会更高的起点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信心和决心。

  党的十九大全面描绘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发展蓝图。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形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二个阶段,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19}党的十九大报告从七个方面对“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出了全面部署,指明了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二)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致力于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良性互动,统筹做好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公共文化服务等各领域民生工作,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

  扶贫力度进一步加大,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的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连续6年每年减贫规模都在1000万人以上,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1.7%,改变了以往新标准实施后减贫人数逐年递减的趋势。{20}我国农村从普遍贫困走向整体消灭绝对贫困,成为首个实现联合国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减贫贡献超过70%。

  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就业,鼓励创业,“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促进新兴就业岗位不断涌现,就业形势稳中向好。2013—2018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连续6年超过1300万人。稳定的就业为居民收入增长提供了根本保障,从2013年到2018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8311元增至28228元,年均增长9.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连续多年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2018年已下降至2.69。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扎实推进,初步实现了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稳步提高,行业、地区、群体工资差距逐步缩小。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8228元,人均消费支出为19853元,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大幅增加,居住条件显著改善。

  教育事业和公共文化服务取得新的历史性进展。教育事业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初步建立。2018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4.2%,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3年提高到9.6年。2018年末,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173个,比1949年增长56.7倍;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99.3%;全年出版各类图书95亿册(张),比1950年增长34倍。“三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