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学界出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研究”这一重要研究领域和学科。该学科具有一支庞大的学术研究队伍，以中国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出版了大量学术成果，在西方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等问题是该领域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吸引了众多学者深入研讨。

西方学界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研究由来已久

　　早在1850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就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与“欧洲社会主义”，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他们对中国革命非常乐观，甚至认为，辛亥革命可能领先于欧洲革命。20世纪30年代开始，费正清等哈佛大学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共产主义”。1951年，费正清的学生史华慈发表了专门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专著《毛泽东崛起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冷战宣言，要求美国在全球反对共产主义。同年秋，美国战略情报局即推动卡耐基基金会资助哈佛大学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其后不久，该中心即开展了有关中国共产主义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后，西方学者已经开始研究新中国的社会主义。1955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开展了有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多项课题。同一时期，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苏联远东研究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共产主义事务研究所也开展对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研究。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收集了大量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史料，开展了大量有关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课题研究。

　　费正清等学者曾研究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费正清认为，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人，走上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费正清提出：“毛泽东具有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自豪精神、倔强的性格，要寻求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模式的一大优点是强调自力更生”。麦克法夸尔认为，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共开始探索“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国模式”；“毛泽东越过了苏联正统的经济思想，带领中国同志们沿着一条披荆斩棘开辟出来的中国道路前进”。著名政治学者施拉姆曾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做博士后，长期担任中心研究员。他专门研究了“毛泽东对中国道路的探索”和“苏联模式与中国经验的关系”问题，认为1956年4月“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发表，标志着系统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的形成”。他还分析了毛泽东探索中国模式的背景，认为“毛泽东坚持放弃苏联模式，不是简单认为是出于自尊的考虑；1958年以前的几年，毛泽东就逐渐怀疑苏联模式在苏联自身的有效性，以及在中国的可行性”。1956年在论述十大关系时，毛泽东已经开始带领全党以苏为鉴，探索新的道路。这些学者的认识是较为客观的。他们认识到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开端。

西方学界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几种代表性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许多西方学者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探讨，越来越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种种观点，其中较为系统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大卫·哈维的“中国特色新自由主义论”

　　大卫·哈维是代表性左翼学者之一。在专著《新自由主义简史》中，哈维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特色新自由主义论”，并辟专章深入分析。哈维因提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全球资本主义空间理论”和“辩证乌托邦主义理论”在西方学界影响非常大，跻身被引用率最高的20位人文学者之列。他运用这些理论从分析改革开放入手，较为细致地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他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经济学实践的理论”，即“通过解放个体的创业自由和能力，创设一个以私有化、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为特征的机制环境，能够最好地推动人类的进步”。哈维结合“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空间”理论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理论认为，当代高举新自由主义旗帜的资本主义强国以全球化的形式通过资本的空间重新分配和组合，掠夺他国，剥夺劳动者，在全球扩张。他提出，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转向新自由主义，中国特色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地理扩张和“空间修复”，实质上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哈维对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动力的认识明显有误。他认为新自由主义改变了中国。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化的过程就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不仅改造了先前的经济制度和权力结构(甚至挑战了国家主权的传统形式)，而且改变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政策、技术条件、地产制度、再生产活动、生活和思维方式、心理活动等”。他把20世纪70年代末看做一个世界社会和经济史的革命性转折点，认为英国、美国、中国等世界大国转向了新自由主义。他运用新自由主义的领土国家逻辑和资本逻辑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到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看到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但他把这些成就归因于中国实行了“新自由主义”是偏颇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国的发展受到了西方发展模式的启发和影响，但没有丧失发展的主体性。中国的发展道路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也是中国特色的主要组成部分。哈维的“中国特色新自由主义论”扭曲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总体上看，哈维是在用新自由主义理论框架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当然，他有所创新，加入了自己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空间论”。

　　（二）裴宜理的“实用民本主义(民粹主义)”论

　　哈佛学者裴宜理提出了“实用民本主义”概念，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推行的是一种“实用民本主义”，以务实的姿态改善民生。她认为：“中国通过这一主义成功地把那些常被视为衰败之兆的挑战转化为重生和更新的力量之源。”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巨大改善，社会保障水平和覆盖面大幅提高。中国共产党更加关注民生，为老百姓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裴宜理看到了共产党人改善民生和处理社会问题方面的进步。

　　裴宜理认为，民本主义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实用民本主义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核心因素。孔孟的天命思想表明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是政治的一个条件。不是皇家血统，而是皇帝自己使老百姓过上好生活的能力为他赢得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本思想”，孟子曾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裴宜理较为客观地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传统政治思想。

　　裴宜理把“实用民本主义”提升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这一高度。她认为，“尽管共产国家继续在口头上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加上邓小平理论)，但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秘诀是不再依赖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实际上，中共自成立以来，一直有意压缩意识形态的倾向，目的是为了解决棘手的社会问题”：“在我们当前生活的后冷战时代，实用民本主义确实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替代物”，她甚至认为，邓小平的“实用民本主义”并不是孤例。她举出了两个例子：年轻的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提出改善民生。国务卿希拉里在谈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时也强调，“把意识形态放到一边，(强调意识形态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强调解决民生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就强调改善人民生活。施拉姆曾专门分析中国共产党人早年的“民本主义”，认为“毛泽东具有民本主义(民粹主义)倾向”。近年来，中共领导人强调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以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都是突出民生问题的体现，裴宜理的“中国特色民本主义论”较为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执政理念。

　　（三）德里克的“后社会主义”论与诺兰的“第三条道路”论

　　美国学者德里克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后社会主义”论。他采用这一术语受了利奥塔“后现代主义”一词的启发。他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历史自身表明这种愿想的可能性越来越衰减，社会主义已经失去了作为政治元理论的凝聚力；出现这种情况，部分是因为一些国家认为需要调整现有的社会适应资本主义世界秩序，部分是因为社会主义被吸纳进各国具体情形的本土化。”在他看来，一方面，中国超越了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另一方面，中国吸收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长处。他还提出，“这种后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后资本主义”。意思是说，当代中国既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且是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的一种中国选择。

　　“后社会主义”论和中国“第三条道路”论调有些相似。英国经济学家诺兰认为，“中国的第三条道路不是抽象的一套干预市场的规则，是具体的哲学，是把刺激和控制市场的方式与统治者、官僚和民众的复杂道德体系综合起来的东西。”他还提出，“中国的存在，将对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巨大，中国将是世界的灯塔，将是一种可以替代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模式”。诺兰强调未来将会把孔子和亚当·斯密结合起来，把伦理和经济分析结合起来。他反对中国采用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也反对回到“毛主义模式”，他认为中国创造了处理国家和市场关系的第三条道路。他认为亚当·斯密非常关注伦理和对幸福的追求而拒斥贪婪，这和孔子对伦理国家的认同有共同之处。他还提出，中国自古以来是伦理国家在引导着市场。诺兰分析了中国模式的传统因素，强调了中国传统伦理的影响，与一些西方学者“中国伦理不适合现代发展”的论调形成强烈反差，具有一定的见地和独到性。

　　德里克、诺兰在否认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同时，试图创设新的理论。德里克极力宣扬自己的“后社会主义”论，诺兰则主张中国“第三条道路”，二者都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色彩，都在寻求解读中国的新的理论框架。

　　（四）麦克法夸尔等学者的“邓氏现实主义”

　　麦克法夸尔认为，“邓小平的理论是一种邓氏现实主义”；“干部不再是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成了崇尚致富的干部。干部道德品质下降。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信仰和理想的缺失”；马列和毛泽东思想是形式上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但在实践中被忽略了。邓小平的改革计划的原则基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国家和社会凝聚在一起的黏合剂——意识形态——萎缩了，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和谐社会’，但是这些仅仅是政策描述，尽管十分重要，但不是对国家和社会的总体分析”。麦克法夸尔还强调了领导干部中存在拜金主义、腐败堕落等突出问题。麦克法夸尔的分析有些过于笼统化和夸大，而且，中共的新理论显然是总体设计和“顶层设计”，麦克法夸尔认为这些不是对国家和社会的总体分析，有失偏颇。

　　麦克法夸尔否认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他说：“邓宣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结合，可称之为市场列宁主义，很多人不会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加坡，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在香港，中国特色的民主在台湾，中国特色的13亿人民在大陆。从意识形态上讲，什么也没有了。在这种真空中，一些领导人开始从儒家思想库中寻找灵感。但是，中国的一些老百姓却从基督教、法轮功和地方信仰中寻求安慰和意义。”他的这些分析非常尖锐，指出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他在认可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又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相对滞后。他认为“邓小平是一位双面神式的人物”，意思是在他的领导下，“一方面经济发展得好，另一方面政治发展滞后”。麦克法夸尔的分析指出了中国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他所谓的“市场列宁主义”论否认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与邓小平“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观点显然不同。

　　此外，陈佩华、黄亚生等论述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一些学者如怀特、齐慕实等则把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称为“国家社会主义”。20世纪90年代，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垮台之际，一些著名的海外学者试图理解“中国共产党超强的韧性”，讨论了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从90年代的情况看，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既没有人们想象的那种奇迹，也不是很多人预料的要彻底失败”。

海外中国社会主义研究的几个特点

　　上述几位学者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的框架有所不同。尽管如此，这些学者的观点具有一些共同特点。

　　首先，海外学者高度认可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对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评价较高。海外学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高度认可，一度惊呼“中国崛起”，而且，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将和平崛起。如“软实力”的提出者哈佛大学约瑟夫·奈认为“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他明确提出“中国的崛起并不意味着战争”，和芝加哥大学学者霍尔斯海默等人的“中国威胁论”大相径庭。奈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把中国与古雅典、德国、美国的崛起作了比较，认为：尽管历史上一国崛起可能导致战争(如德国)，但未必一定会引发战争。他认为中国崛起不会引发战争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因为中国在短期内仍然无法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二是中美合作有许多共同利益；三是因为中国主要关注本国经济发展，没有推行霸权政策。中国一贯主张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显然不会对国际安全构成威胁。此外，奈提出，“中国的‘市场列宁主义’经济模式对集权制国家相当有吸引力，但也在民主国家造成负面影响”。他看到了“中国模式”的优点和吸引力，但把中国简单地认定为集权国家显然是错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不是集权，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追求。他的观点反映了浓重的西方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中国的民主进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用西方的民主形式和内容要求中国显然操之过急，也不符合中国的特点。

　　其次，海外学者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已经走出了传统的教条式社会主义模式。傅高义在专著《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变》中，用“纲领”来表示邓小平的执政理念。他认为，邓小平有自己的治理模式，他总结邓小平执政和再造国家的纲领，认为邓小平强调“权威和纪律”。傅高义总结了邓小平治理模式的一些基本原则，认为其纲领包括：说话办事要有权威，政令统一，实事求是，大胆试、大胆闯等诸多方面。显然，傅高义淡化邓小平理念的意识形态色彩，强调他的务实精神和朴实作风。在他看来，邓小平放松了对老百姓的管制，从“毛主义”中走了出来。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工作重点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法制和秩序重新恢复，并不断得到加强，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快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

　　麦克法夸尔的“例外论”看到了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所作的独立探索，也看到了毛泽东等所犯的经济上的“冒进”错误和政治上“左”的错误。麦克法夸尔认为，毛泽东发展和坚持的是“中国革命例外论”。毛泽东解决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例外论”，表现为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来实现赶超英美苏。麦克法夸尔说：“大跃进的挫败使毛泽东放弃了经济上的例外论，但他没有放弃意识形态上的例外论，他把反对苏修的运动发展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是要使北京成为共产主义的麦加圣地，使中国成为革命新人的国度”。麦克法夸尔看到了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对人类社会共同发展道路和文明成果的吸收借鉴。他认为新的民族创伤使邓小平放弃了“例外论”，他还指出，中国近代以来国家社会转型总在民族创伤之后：“过去200年，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大的转型总是发生在民族创伤之后，被日本战败，放弃了帝制，毛泽东的‘文革’失败后利益驱动代替了平均主义，中国人在这两次转型中受尽了苦难，希望中国未来政治转型能够在没有民族创伤的情况下实现。”正是因为这种民族创伤，“邓小平放弃了中国例外论，转而鼓励同胞学习日本、韩国、新加坡”。在麦克法夸尔看来，这是接受了资本主义发展方式。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主要是相对于其他社会主义而言的，实际上是向资本主义学习；邓小平放弃了毛泽东等人固守的中国民族中心主义和民族优越论，承认不足，向西方学习。这种观点强调邓小平主持的中国改革主要特点是向西方学习，而非中国特色。在他看来，改革开放实际上使中国融入世界发展大道和洪流，中国借鉴和吸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不再盲目排外。

　　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从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公平等角度入手。西方学者高度认可中国经济发展成就，逐渐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已经和传统社会主义大不相同。海外学界逐步走出传统意识形态分析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认可度仍有待提高。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关键还在于大力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