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革开放新时期对错误的纠正

　　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大背景是，国内“文革”刚结束，百废待兴；国际上，社会主义实践出现严重曲折，世界资本主义发生许多变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也在众多领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在这种国内外形势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带领全党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决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同时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社会主义实践出现的严重曲折进行深入思考。思考就集中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这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深刻历史背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包括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战略构想等方面。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讲了许多马恩列斯毛没有说过的“新话”，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实现突破，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第一次提出了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第二次革命，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次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理论，第一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理论，等等，从而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这是我党思想理论上的重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巨大飞跃。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认为最重大、最根本的突破有三个理论，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这三大理论，不仅是总结我党以往经验教训的结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当时，最大的实事求是，就是弄清国情；而国情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社会处在什么历史阶段。这成为确立合乎中国实际的发展战略的出发点。邓小平总结1957年后的失误时多次说：“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3］(p312)我们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见，邓小平认为，超越阶段，是我们以往犯错误的最主要教训。所以，他在1981年主持起草的《历史决议》中就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2］(p61)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概念在党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

　　之后，在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都对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加以重申，并对初级阶段的主要经济特征等问题作过阐述。1987年8月，邓小平在谈到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三大的历史地位时第一次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0］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并以此为依据明确概括和全面阐述了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了经济建设发展的战略和改革开放的原则等。此后，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决议着重强调了初级阶段的长期性。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为我们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而这一认识，是在吸取前30年失误的教训中获得的。正如中共十五大报告深刻阐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11］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

　　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带来一系列理论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市场经济的理论问题。初级阶段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有密切关系。

　　随着改革的深化，能否实行市场经济成为改革能否深入的核心问题。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恰恰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解放思想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人们开始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在总结实践新经验和理论新成果的基础上，以极大的政治的、理论的勇气果断提出，改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同其他理论的创立一样，是个渐进过程。1979年11月，邓小平会见国际友人时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3］(p231)这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的第一次，对传统观念是一个极大的突破。但这时的认识还局限在社会主义只可以搞一部分市场经济。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2］的原则和方针。同年12月，这条原则和方针载入了新宪法。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中共十三大又前进一步，提出，我们的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2］(p484)。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给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戴上的社会基本制度属性的帽子，指出，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解放，使大家的思想从长期困扰中解放出来，为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

　　根据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一系列论述，江泽民于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重要讲话中第一次确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并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新经济体制。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郑重确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深刻阐述了这一改革目标的理论原则。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个立足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综合配套的改革方案。

　　可见，一个理论的形成是很不容易的。创新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突破传统观念，要经历一定风险，然后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在实践中取得验证。在邓小平的带领下，我们党就是这样，逐步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重大理论的开创。

　　（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的形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就做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倡导者和总设计师，他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12］(pp15，603)“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10］(p131)他不仅为改革开放提出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同时领导全党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改革开放的理论，制定了一系列推进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

　　首先，邓小平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是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基本手段和基本方式，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社会是在改革中前进的。邓小平在毛泽东逝世后写信给中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成果，同时认为，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就此作深入具体研究，探索用什么方式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思考的结论是，“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改革就没有出路”。［10］(pp237，370)

　　其次，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就其广度来说，改革在经济上主要是两条，一是所有制从单一公有制到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二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也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然经济体制改革也进行不下去。就其深度来说，改革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10］(p142)，但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不能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以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改革开放的保障。

　　再次，邓小平提出了改革的标准——三个“有利于”，即生产力标准改革没有固定模式，亦不能照搬别国经验，只能根据自身特点和实际确定改革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这就要求有个科学的标准来检验改革的成效。这个标准邓小平最后确定为三个“有利于”，即，“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0］(p142)这也就是十三大概括的“生产力标准”［12］(p502)。

　　此外，邓小平关于改革还提出过许多其他重要观点，例如，改革是一场伟大的试验。既然是一场试验，就不要把已有的认识固定化，不要墨守成规。他还反复讲，改革也是有风险的，但风险中孕育着成功，没有冒险就没有成功；另一方面也必须慎重，还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纠正失误，等等。

　　总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作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体系中的重要理论，是深刻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在新的实践中的伟大创造。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10］(p234)

　　此后，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党所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先后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系统的科学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又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表明我们党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指导思想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深化、日趋成熟，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60年多的历史是一个整体，要把握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头30年与改革开放新时期是紧密联系的。这60多年中，发展最快、最健康的是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但历史不能割断，这30多年的发展与前30年的发展分不开。前30年，虽历经挫折，但整个看来成绩是主要的，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制度的和物质的基础，提供了许多正反两方面经验。正因为有这些正面经验可以继承，有这些反面经验可供鉴戒，才能有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正是在深刻反思前30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创造性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才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

　　［参引文献］

　　［1］ 《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第1版。

　　［2］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300页。

　　［4］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5］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6］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7页。

　　［8］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9］ 胡锦涛：《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奋斗——在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9年5月5日，第1版。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11］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12］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