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2003年4月中旬，在抗击非典最紧张的时刻，胡锦涛来到非典的重灾区广东考察，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努力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是我们党第一次从发展观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全面发展的问题。所谓全面的发展观，毫无疑义当然首先是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但同时更强调发展要有新思路，要探索发展的新路子，要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特别是要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这种新的发展理念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直接指向要解决非典中所暴露出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等突出问题。
同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专门总结防治非典的工作和经验，以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此时，我们党对发展的内涵又有了新的认识，并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不难看出，我们党在继续着力解决发展问题的同时，已经开始更多地关注发展中存在的和发展起来以后出现的诸如发展不够平衡、不够协调、不可持续等突出问题。而这个转变，相当程度上是从如何重新认识发展的内涵开始的。胡锦涛指出：“我们讲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的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3］(p396)把增长与发展区分开来，强调发展除经济发展外，还应该包含社会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党关于发展理念的一个重要突破，由此极大地推动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探索进程。以此为突破口，我们党不仅提出了新的发展观，而且为解决经济社会、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突出问题，并进而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如何进一步加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强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等方面的工作，提上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
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集中讨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并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求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尽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概念中共十六大之前就已经提出，但将“五个统筹”上升到发展观的高度，从经济建设为中心与社会全面进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等关系出发，来全面系统地阐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特别是胡锦涛在这次全会的讲话中，郑重地向全党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强调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具有重大意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我们党对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特别是解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个最突出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把握，也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和途径。
至此，经过两年左右的理论与实践互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已基本酝酿成熟，它的提出，已经万事俱备，呼之欲出。
四
2004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深入分析了党治国理政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出发，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对此，许多人恐怕已耳熟能详，无须赘言。这里只想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与党的建设之间关系的角度，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再做一点梳理。
我们知道，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是以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主题的全会，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根据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明确提出要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从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意义上提出来的。即便是到次年2月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时，仍是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特别是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问题为主题。
那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初由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方式提出来，只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必然？
应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方式提出来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它之所以与党的建设特别是执政能力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领导核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是我们党对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积极回应。在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进程中，能否建设一个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大考验。具体来说，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把握。
首先，作为执政党，其指导思想、发展理念将对国家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指导思想、不同的发展理念会带来不同的发展结果。过去我们之所以在一个时期里以阶段斗争为纲，甚至最终酿成了十年内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偏差；而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关键也在于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我们党根据形势的发展，积极推动理论创新，先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如果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主要是从发展的角度为解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提供指导，那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则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社会建设的角度，进一步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落到了实处。从此，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作为重要发展理念体现在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中，中国经济社会开始走上全面协调发展的轨道，并深刻改变着我们国家发展的进程和面貌，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成为十年来中国发展的一个突出亮点。
其次，作为执政党，我们党始终处于国家领导核心的位置。在新世纪新阶段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无论是要带领人民向着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迈进，还是要正确化解伴随经济快速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无一例外的都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考验。应对得当，我们就能按照既定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反之，则难免出现经济社会发展脱节，导致各种社会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经济社会发展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因此，我们党一再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又进一步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4］这种关键，就关键在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突出的正是我们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我们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5］，强调的也同样是党委和政府的主导作用。
再次，作为执政党，党的执政能力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综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上一批大党老党之所以相继失去政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长期的执政条件下，它们的执政能力逐渐衰退，丧失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面对新世纪新阶段深刻变化着的国际形势，面对日趋繁重的国内现代化建设任务、越来越复杂的利益关系、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应该说，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同党所担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相适应的，但同时也存在诸多不适应的地方，特别是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全新课题，“我们不了解、不熟悉的东西很多”［4］，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就显得尤其重要和紧迫。因此，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才专题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一重大问题，突出强调要不断提高五种执政能力建设，包括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建设。胡锦涛特别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注意加强社会建设理论和社会政策的学习研究和教育培训，探索和把握新形势下和谐社会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提高管理社会事务、协调利益关系、开展群众工作、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4］
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是我们党主动提出来的。［5］(p728)这种主动性突出表现在，它是我们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科学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特别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所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是为了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而提出来的。它的提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也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的新认识，为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
［ 参 引 文 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78页。
［5］《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