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思想，对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走向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梳理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过程，对于我们进一步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增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回顾人类思想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任何一种科学理论的创新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其最大的内在动因往往来自现实的客观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不例外。它的提出源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产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它首先要回答的是中国总体实现小康之后，要不要、能不能以及如何向着更高目标发展的问题。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实际上是与中国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一特定背景有直接的关系。

　　一方面，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上了一个大台阶。这突出表现在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为下一步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我们取得的成绩还只是初步的，这不仅体现在我们实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还体现在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2］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这既表现在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更表现在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由此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群体性事件也开始比较集中地显现出来，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

　　中国的发展究竟应该怎样往前走，不仅国内党内关注，世界也在关注。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回答了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这样一些重大问题。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3］这就十分清晰地向世人昭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特别是前进中已经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国共产党将进一步坚持全面发展的思想，不仅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还将下大力气推进社会建设，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尽管十六大报告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建设”的命题，但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时包含了关于社会建设的内容，包括要建立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比较充分的社会就业，要让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要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让人民安居乐业，要形成比较完善的医疗卫生体系，让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等等。这些方面都与社会建设紧密相关，都是社会建设要解决的问题。十六大明确把社会建设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对小康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更重要的是，十六大在阐述社会建设问题时，明确地提出要促使“社会更加和谐”。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无疑具有开创意义。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存在教条式的理解，偏离了对基本国情的正确把握，常常讲斗争多，讲和谐少。把“和谐”的概念引入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特别是把“和谐”引入社会建设领域，组成“社会和谐”这样一个全新概念，并明确把它作为党的奋斗目标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十六大的一个突出亮点，也是我们党立足新世纪新阶段的基本国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探索的一个新的突破。从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有了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明确了社会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这就不仅为和谐社会建设点了题，也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

　　当然，中共十六大还只是提出要使“社会更加和谐”，但并没有具体展开。在贯彻十六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党根据形势的发展，将这一命题继续向前推进，进而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这当中，有两个因素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个是非典疫情的冲击及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所获得的启示。2003年初，中国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非典。由于非典是一种新发现的传染病，有较强的传染性，又没有特效的防治办法，加上中国人口多、流动性大，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上准备不足，疫情很快蔓延到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广东、北京等地的疫情尤为严重，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大冲击。非典以极端方式尖锐地暴露出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的问题，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加快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认真总结防治非典的工作和经验教训，成为我们改进工作、更好地推动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被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另一个因素是来自社会领域的各种矛盾开始集中显现，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风险，进一步引起了党对社会建设问题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

　　2003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进入了“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特殊时期。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集中凸显的情形并非仅仅在中国出现。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就进入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既有因为举措得当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因为应对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失败教训。中国发展进入这一阶段后，一些类似现象也开始显露出来。比如，这一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开始多发多样，特别是过去并不常见的群体性事件也明显多了起来。有资料显示，1994年，中国群体性事件还只是1万多起，而到2004年则上升为74万多起，10年间增加了6倍多，参与人数也从73万人次上升到376万人次。群体性事件几乎涉及城市、农村、企业、机关、学校等各个领域，波及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如何既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又妥善应对来自各方面的严峻挑战，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成为中央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如果说，非典的冲击使我们党开始认识到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等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话，那么，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显现，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则使我们党进一步全面深刻地认识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党正是从总结非典暴露出来的问题、特别是日趋凸显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把握入手，积极探索“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问题，深刻把握新的发展阶段性中呈现出的一系列特征，从而为创新理论与实践，解决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2004年5月，胡锦涛首次对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了阐述，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外部环境等八大方面，并据此作出改革发展进入一个关键时期的重要判断。虽然这次对阶段性特征的概括及表述与后来几次不尽相同，但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主要表现大体都涉及了。将它与中共十六大报告有关论述进行比较，不难发现，我们党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把握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特别是对经济社会、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的矛盾，对利益多样化以及如何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等问题的突出强调，更是抓住了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普遍性的新变化、新特点，为我们党提出和谐发展理念并加强社会建设提供了根本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