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引兵农村”，闯出了一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标志着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取得完全成功，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新时期。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1] 如今，我们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

　　　  可以说，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90年发展历程中的两大关键性抉择和历史性成果。不同的道路蕴涵着相同的依归，相同的基因延展着不同的脉络。在90年党史的长镜头下，对两者作一番全面的比较，对于厘清党史脉络、阐发历史启示、指引未来发展，无疑是一种有益的研究视角和可取的研究方法。

　　一、殊途：两条道路的差异性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艰辛探索和成功实践的两条道路，呈现出诸多方面的差异性。

　　（一）目标内涵不同

　　从宏阔的历史长河中衡量，两条道路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独立自由和国家繁荣富强为己任、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伟大事业为远景而进行的艰辛探索和成功实践。从具体的目标和内涵来说，两者之间又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即：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完成革命的任务，并及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因此，就根本性质而言，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一条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内涵，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和经济、政治、文化三大纲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和内涵，就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 可见，两条道路目标内涵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纲领（最低纲领）之间的关系。

　　（二）方式路径不同

　　革命和建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过程，必然导致方式路径选择上的差异，这从两条道路的名称上即可显现出来：前者是革命的方式、斗争的路径，后者是建设的方式、发展的路径。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大力做军事运动。” [2]P79在艰辛的探索和艰难的抉择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的革命道路不可能像俄国那样主要是长期进行合法斗争，而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主要阵地三者不可或缺的统一，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不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直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方式和路径都没有脱离这一基本模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虽然也曾把革命与斗争的哲学、思维带到建设事业中并因此造成了沉痛的教训，但在总体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发展的理念、建设的思维，开创和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尊重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科学论断，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三）国际环境不同

　　世界历史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国际化的过程，近百年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亦是一段被裹挟着、推动着融入国际化的历史。中国特色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临的国际环境大不相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于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及领导下的革命力量来说，大多数时候在国际上是孤立的和非自主的生存状态。不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力量都不可能也不曾像国民党政权那样具备在国际上的“正统”、“合法”地位，不能像国民党政权那样获得来自国际上的公开、大量的援助和支持（包括来自苏联的公开援助和支持）。同时，这一时期的革命历程也是一个逐步摆脱共产国际负面影响、探索适合中国国情道路的过程。因此，就国际环境而言，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一条孤军作战、反客为主的道路，是一条四面被敌、长期受压而最终突出重围的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面临的国际环境固然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但总体上对中国是有利的，中国在保持独立自主地位的前提下，由深陷于封锁包围到打破封锁包围，由隔绝于外部世界到全面对外开放，由落后于时代步伐到融入全球化浪潮，由贫穷落后的弱国到逐步发展壮大，建设和发展的国际环境越来越有利，国际地位越来越突显。国际环境的差异，无疑是造成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诸多差异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基本国情不同

　　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2]P633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探索，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近代中国已经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当时最基本的国情。这一国情进一步决定了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缘此，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根本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从根本上推翻反动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变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为建设富强民主的国家、改善人民的生活、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同样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邓小平在深入思考和深刻总结的基础上，指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真正搞清楚这个基本国情,才能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才能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3]P63不同的国情决定了不同的道路，而对不同历史时期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又为选择正确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奠定了坚实的立论基础，这已经为历史的发展所证明。

　　（五）党的实际情况不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力量，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实际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方向与进程。90年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个由弱小到强大、由不成熟到成熟、由在野党到执政党的发展过程。革命战争时期，党在总体上来说还是一个年轻的政党，特别是在她的早期，政治上、理论上的幼稚和不成熟经常导致政策上、行动上的教条性、盲目性，指导思想上的“左”倾、右倾错误一再使革命事业遭受损失，使革命进程走上弯路甚至拐入死角。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4]P795－796而且，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共被国民党政府诬蔑为“匪”，并受到残酷镇压。在艰难而危险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壮大了自己，争取了人民，赢得了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已经从一大时仅有12名代表、50多名党员发展成为拥有数千万党员和丰富斗争经验的东方社会主义大国的执政党。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以后，党深刻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加强执政党建设，经受住了来自国际国内的重重考验，在政治、思想、组织上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奇迹”。

　　（六）时代使命不同

　　“一切划时代的理论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理论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5]P544革命理论如此，革命和建设道路也是如此。不同的时代赋予不同的使命，不同的使命决定不同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与战争成为时代主题，从西方到东方，从资本主义国家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不如此。沉沦近百年的中国已经深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所要推翻的首要和主要目标，也成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所面临的时代要求和使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作出新的科学判断，强调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了以和平发展为背景、以科技进步为手段、以增强综合国力为目标的改革调整浪潮，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和安全格局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动。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不动摇，如何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应对这一时代挑战的产物。3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再一次证明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履行了这一时代使命。

　　二、同归：两条道路的一致性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致性，既在时间和内容上体现为相衔接、相承继的关系，更在诸多关键和本质要素上呈现出内在同一属性。

　　（一）领导核心的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无论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和领导的，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之进行了长期奋斗、艰辛探索和努力实践。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表明，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及革命派都不能承担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在艰苦曲折的斗争实践中探索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也充分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即毛泽东所强调的无产阶级“要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在党的领导下，最终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把一个积贫积弱、四分五裂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团结统一、独立自强的新中国，党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政治、思想、组织领导作用，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二）本质属性的一致性

　　“一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特定的时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并实现新的理论升华的历程。”[6]P1就本质属性而言，两条道路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和成果。不论是“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都内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属性；冠之以“中国特色”，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即“中国化”的具体表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标志性起点，也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正确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抓住不同时期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也是两条道路取得成功的关键。毛泽东抓住“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根本，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邓小平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江泽民抓住“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胡锦涛抓住“实现什么样的科学发展、怎样实现科学发展”这个根本，并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分析具体问题、解决具体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终极目标的一致性

　　两条道路领导核心的一致性，决定了它们在终极目标上的一致性。中国共产党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党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既有每个阶段的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决定着中国特色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阶段性目标，最高纲领决定着中国特色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终极目标。如前所述，两条道路的阶段性目标亦即目标内涵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纲领之间的关系。在终极目标上两者是没有差异的，都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党的最高纲领。终极目标的一致性，决定了两者方向上的一致性、内容上的承继性、步骤上的衔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