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发展观上是坚持“民本”思想还是坚持“国家至上”（实质是“君本”思想），是坚持科学发展，还是“唯意志论” 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存在的另一原则区别。

在人民政权下，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对立的。民富则国本固，民穷则国本弱；国强而民气旺，国弱则民心丧。但是，对于持国家至上观念者来说，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无疑也是矛盾的：多用之于国，则少用之于民；多取之于民，则少取之于国。

俄国从莫斯科公国时代起就有强国主义传统。彼得大帝更是以建立强大国家为目标，以国家主义为指导进行改革的。现在西方和俄罗斯学术界叫普遍持有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推行的现代化，“继承了从彼得一世改革开始的、专制主义的现代化事业”，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关系”。（《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史中反映的俄罗斯》，见（俄）《祖国史》杂志2007年第4期，第150页）实际上，从彼得时代起，俄国就有极端重视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传统；而对民生是比较忽视的。

斯大林继承了这一传统，领导苏联走的是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在特定时期内，应该说这对苏联是必要的。但苏联对这样的发展道路并未适时进行调整，而是将其固定化、模式化和长期化；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苏联的重工业化达到了某种畸形，实际上带有一种浓重的重工业军事化的特征。国民经济的发展一切围绕重工业，重工业又以军事工业为中心。为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投资，长期向农民征收“贡赋”，挖苦了农民；积累和消费比例严重失调，城市居民和工人的工资和生活长期保持在一种低水平上。为了发展重工业，严重忽视了对人民对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在苏联1932―1933年严重饥荒时期，民众缺粮，饥饿待毙，斯大林甚至在此时仍出口粮食，换取工业设备。50年代，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了天，人民生活必需品还匮乏得可怜，往往要为几条肥皂和毛巾操心费神。80年代，彩电和录音机已经风靡世界，苏联对这类民用品的生产还处在相当低的水平上，无论从质量和数量都严重不敷民众需要。这种只顾国家不顾民生的经济发展状况，曾长期令苏联民众怨声载道。

苏联的工业化“赶超战略”，也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脱离实际，建立在“唯意志论”基础上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非但没能达到斯大林调整了的超高控制数字，就连最初的“最高方案”也没达到。非但如此，工业发展速度反而从1928－1929年度的23.7％，降低到1933年的5％。苏联当年的工业化就以严重损失而告终。

苏联上述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国家在上世纪50―60年代有过切身经历和体会，也因此吃过苦头。邓小平深刻总结了这一教训，十分强调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事求是，要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出发，要从民生需要出发。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人为本，重视民生，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还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地科学发展。这样，便以科学发展观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这种以民本、民生、民需为指归，以科学发展为核心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无疑是对苏联国民经济片面以重工业化和重工业军事化发展模式的突破，也是对苏联“唯意志论”的赶超发展战略的突破，尤其是对斯大林那种国家至上、忽视民生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突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它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扎根于我国国情，具有时代赋予的鲜明中国特色。它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即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实践，这一理论体系也将不断丰富和发展。我们坚信，这一理论体系作为当代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将与我国国情更加密切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日益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