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康社会思想

　　“小康”一词极富中国色彩，它来源于中国民间和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战国时期，儒家经典《礼记》中的《礼运》篇，提出了“大同”和“小康”两种社会模式。“大同”是儒家的最高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社会和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社会指的是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反映了人们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平等生活与和谐状态的怀念和向往。“小康”则比“大同”低一个层次，是建立在小生产、小农经济和私有制基础上的封建世袭社会，但社会生活稳定，治理有方，国泰民安。“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儒家思想家认为，夏商周三代中禹、汤、文、武、周公做到了这一点，而夏商周之后社会混乱，失去了这种状态。

　　儒家的上述政治理想和社会模式，对后来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近代史上，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都把“大同”作为中国理想社会。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和《天朝田亩制度》中，引述了《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思想，提出“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并将其具体化，企望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天国式的理想社会，具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色彩。康有为历经十八年之久，“上览古昔，下考当今，近观中国，远揽全地”，写出了贯通古今中外的代表作《大同书》。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在阐述他的民族主义时，不仅反对一个民族“宰割于上”的民族压迫，主张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同心协力，“使中国进入世界第一文明大国”，而且进一步提出世界人类各民族共“致”大同，说“我五大族种……若能扩充其自由、平等、博爱之主义于世界人类，则大同盛轨，岂难致乎？”孙中山的世界大同思想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统治和旧中国，由于社会制度所决定，不仅无法实现“大同”世界，甚至“小康”社会也未达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承上启下发展阶段的小康社会

　　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进而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这就为逐步实现“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毛泽东在1949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共产党人则找到了这条路，这就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消灭阶级和世界大同。

　　实现“小康”和大同的目标要在探索中一步一步探索。1964年，我们党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力争到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从本世纪50年代到下个世纪中叶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新论断。这个阶段的奋斗目标就是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把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推迟了半个世纪，使之更加切合中国实际。他还以战略家的眼光，提出和设计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其中第二步，是邓小平借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小康”概念，古为今用。1979年12月6日和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先后在会见日本两位首相大平正芳和中曾根康弘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7页）“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4页）邓小平还说，小康社会的特点就是不穷不富，日子好过。这样，邓小平就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思想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