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传播流行的原因

　　在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新自由主义思潮也能够传播流行呢?

　　第一，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具有市场取向的性质，需要向市场经济的国家学习。对外开放给我们这样一个学习机会。不过也有另一面，邓小平说得很形象:打开窗子透透新鲜空气，也会有苍蝇、蚊子进来。一些西方意识扑面而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正是这样一种混合物。一方面，作为经济学术理论，它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不乏科学的分析，对我们市场取向的改革可供参考;另一方面，它充满了资产阶级的偏见，演变为国际垄断资本的思想理论体系，维护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要坚持抵制的。中国对外开放的时期正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方兴未艾的时候，无论是出国考察的学者和官员，还是在西方留学的学生，大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缤纷杂陈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潮流传入中国，对比落后的中国，有一些人不加分析地看到欧美比中国富得多，就一味向往以至敬慕。加上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这些人实际上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在吸取西方有益东西的时候，对西方糟粕失去抵抗力，盲目信奉，成为崇拜者、宣传者，叫做兼收并蓄。这样，新自由主义得以在中国蔓延。

　　第二，从国内背景看，如同在其他任何社会，中国也不乏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信徒。这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中国改革要求从单一的公有制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在这个过程中，“公”降“私”升在一定时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非公经济的发展、壮大和公有制经济的相对式微，中国社会阶层发生了显著的变动。拥有资本、财富和知识的阶层地位上升，而工农劳动群众的地位下降，这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以其强调“效率就是一切”，而“资本是达到效率至高无上的手段”，力图使政府的政策为资本利益最大化开路，忽视普通人民的权利，这一整套学说，是中国社会的新兴强势集团所乐于接受的。从这个群体中天然会产生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信徒。以上谈到传播新自由主义言论的代表人物大多来自这个阶层，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第三，从意识形态工作来说，我们党一贯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新时期的右倾主要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自己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积极，21世纪头50年都要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理应包括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这方面邓小平当时没有专门多说。这是因为他的注意力首先是在政治方面，在提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总是同时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1989年“5·31谈话”），就是在政治层次上提出来的，着眼于解决更高层次的政治问题，这是非常英明、非常必要的。改革开放才不久，经济上要向市场、向非公经济、向外向型经济开放，不可过于拘泥，强调要思想解放，要大胆地闯，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与此同时，对于警惕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即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相对的强调不够，注意不够。比如，邓小平曾说，有些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以此来反对改革开放，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确实也有人“打着拥护改革的旗号，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也是邓小平说的。他还说，“某些人所说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7页）。所以，不能说经济领域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但政治领域有，经济领域也有。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反对公有制，反对政府干预，反对社会主义，这一系列观点都与经济领域有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上反经济上不反，这是不够的。防止经济领域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就是防止经济领域变质。经济领域如果变质（变成私有化、资本主义化），政治领域也会跟着变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过去赵紫阳就认为经济领域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至今仍有一些领导干部这样认为，以致放松了这方面意识形态的斗争。这是极糊涂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渗透、流行、泛滥，同这个情况有很大的关系。　

　　关于抵制新自由主义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地位的几点意见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渗透、流行，确实不能小视这些噪音、杂音。它自居中国主流经济学，有控制相当一部分舆论和影响相当一部分人群的能量。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扭转这个现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我在2005年7月15日关于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问题的谈话中，已经谈了几点意见，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问题在于落实和执行。这里我再补充几点意见。　

　　第一，要重视经济领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反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斗争。在理论上，要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对于市场机制运行一般规律的科学成分同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区别开来。对前者，可以批判地选择吸收;对后者，要明确宣布，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反公有制、反政府干预、反社会主义等系统主张，是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要坚决反对，坚持科学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二，对从事经济学教学、研究和财经部门的海外归来的爱国人士，欢迎他们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帮助他们进行科学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或再教育。

　　第三，对各级党政领导，特别是高层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再教育。其中包括主要经典著作的选读，批判敌对思潮和反社会主义的杂音和噪音（包括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防止上理论骗子的当。　

　　第四，加强对媒体的正确舆论导向。　在社会利益多元化、复杂化以后，各种社会思潮的出现，以及非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经验证明，对于多种多样的社会思潮，自由放任不行，简单堵塞也不行，包容并蓄似乎是和谐社会应有之义。但一切事物总要有一个“度”，一个“边”，不能让一些非常错误的思潮横行，把人们的思想搞的乱七八糟，六神无主，不能让这些思潮把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引入歧途，像戈尔巴乔夫、雅可夫列夫导致灾难后果的“多元化”、“公开化”那样。所以，在实行多样化，包容各种思潮存在的同时，一定要强调“主旋律”，强调切实地而不是形式主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主旋律来教育人民，筑牢社会团结进步的思想基柱。批判与反批判是追求科学真理的必由之路，不争论在现时条件下只有利于反社会主义思潮向我们争论，而不利于我们对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反驳。在社会主义国家，公正合理的思想斗争，必将有利于错误思潮的清除和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作者刘国光，中国社科院特邀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