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既有了自上而下的积极性，又有了自下而上的积极性，这个国家法治建设的推动当然会比较快

2010年，我80岁了。70岁时，我多方筹资，设立了江平民商法奖学金；80岁时，我又出了自传，了却了一大心愿。我现在依旧关注中国法治，希望私权能受到更多保护。

全面看待“中国模式”

2010年，我们国家是最快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的国家之一，我们宣扬中国模式，也提出这是我们国家的经验。我觉得，从中国的经验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的作用、政府的作用。我们的政府在调控市场的方面作用比较大，所以在金融危机中受损较小，这应该说是中国的可喜之处。

但也不能够将此仅仅当做是优点。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还不太健全，政府的控制作用还相当大，应该看到其中也有弊端。

趁经济危机时期做经济整顿，或者说做生产经营模式的改变，总体来讲是对的。因为中国经济规模小、资源浪费、污染环境的现象太严重了。也是这个原因，国务院通过了十个行业的振兴规划，包括造船、钢铁等等。

振兴规划里，很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限制小规模民营企业的独立存在，把它们合并到大的企业中去。而这种做法也有副作用。

从中国历史看，民营企业是在最近20余年才发展起来；而国有企业的发展有很长的历史。国务院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提出了要加快发展民营企业的要求。

山西煤矿的现象很独特。由于煤炭资源丰富，民营煤矿企业在山西发展很快，尤其是外地来的企业。投资煤矿的民营企业家发财致富的很多。前段时间山西省政府做了一个规定，相当于把原来的企业自己办煤矿，改成在国有企业里让民营企业参股办煤矿。

对于这件事，全国的反应很不一样。有人认为这样做很好，因为在小煤窑里面，安全一直成问题，如果煤矿能集中搞成大煤矿，或许可以减少安全方面的问题。可是这样做也会存在一个问题，民营的煤矿都合并到国有煤矿里来经营，他们对于企业的决定权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