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现代化”是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标识性概念之一。毛泽东对“现代化”概念的运用与阐释是因应民族复兴的不同历史方位，在不同的革命语境中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社会发展要求，将这一抽象的舶来词汇转化为中国式话语的动态历史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毛泽东对“现代”语词的运用从思想文化领域拓展到政治革命领域，形成初步的现代化思想意识，为促成“现代化”概念的中国化表达奠定了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将“现代化”的语义指涉从军事领域延展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使其具有明确的实践指向和思想意涵，跃升为表达建设新中国宏伟愿景的重要概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将“现代化”概念的思想意涵进一步发展为“四个现代化”，把现代化宏伟愿景表述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形成全面发展与重点推进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奠定了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基本形态。
关键词
毛泽东；现代化；革命；民族复兴；概念史
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大历史观看，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中国式现代化当之无愧的伟大奠基者和开拓者。他在致力于把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改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的开创性实践中对现代化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深入发掘和研究毛泽东的现代化思想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学术史看，伴随着改革开放后对现代化问题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从经典文本出发，多层次、多视角地针对毛泽东现代化思想的体系、特点、贡献等方面，发表了许多优秀研究成果。不过，传统文本研究路径在扮演重要角色的同时，也凸显出一些成果雷同导致研究空间日益狭小的问题。尤其是习近平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命题以来，如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溯源进行深入研究，必然追溯至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现代化的思想意涵揭示。基于此，学术界关于毛泽东现代化思想的研究成果需要提质增效，亟须超越“就文本论文本”的传统研究范式，从概念史视角对于中国式现代化予以历史考察。
概念史范式把作为话语核心构件的概念视为思想的出口，借鉴语言学的话语分析方法探讨思想史命题，努力在政治和社会话语中把握时代转型的内在机理。具体而言，应注重分析“现代化”概念在历史语境中的意义生成，探寻现代化为何得以确立，维系着什么样的想象空间，揭示什么样的时代特点，党的领袖以何种国家民族关怀将之纳入政治话语，现代化话语如何走向社会公共领域，如何成为政治和社会实践话语，其包含什么样的未来建构理想。一定意义上看，毛泽东对“现代化”概念的运用与阐释代表了一定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把握和立场。从既有研究成果看，尝试运用概念史范式探讨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的研究，均论及毛泽东作出的重大贡献，具有学术创新特质。但相关研究尚呈现出两点不足：一方面，研究时段不够关注历史的延续性。学界往往着重于论述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构建现代化话语的贡献，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注不够，特别是忽视了毛泽东运用“现代化”概念之前的话语转化过程，这与毛泽东毕生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奋斗历程不相匹配。另一方面，不够重视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学界往往停留于钩稽文本中概念的演变，仅仅就“现代化”本身而论现代化，缺乏对具体时空条件的把握，这样难以切实理解毛泽东运用“现代化”概念的动态演变与丰富内涵。总之，现代化概念史从来不只是“现代化”概念的历史，必须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获取其本真意义。
纵观历史，毛泽东因应民族复兴的不同历史方位，在不同的革命语境中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社会发展要求，把“现代化”这一抽象的舶来词汇转化为中国式话语，以此作为指引社会变革和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折射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全面系统地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在“变”与“不变”的矛盾运动中分析毛泽东运用与阐释“现代化”概念的历史过程，以及“现代化”在文本意涵与革命语境之间的关系，深入考察毛泽东以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一、“现代化”衍生于“现代”语词
要理解毛泽东现代化思想，须首先分析毛泽东对于“现代”的理解，因为作为一个复合词的“现代化”由“现代”衍生而来。从词源考察，中文传统语汇中并无“现代”一词，其为英语词汇“modern”的对应中文译词，比“现代化”早20年于20世纪初出现在中文知识界，在当时与“近代”“近世”等词同义、互用。在近代中国历史语境中，“现代”不仅仅是一个单纯表达时间含义的概念，不是一种简单的历史尺度，更重要的是一种价值尺度，表征国家和社会在西方文明浸润下逐渐发生转化，指涉国人意欲追赶上区别于传统的崭新时代这一特质，寄托着当时的一种整体社会愿景。尽管毛泽东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才正式运用“现代化”概念，但他自青年时代起就对“现代”有着自己的理解、论说和求索，形成了初步的现代化思想意识，坚信“原有伟大的能力”的“我们中华民族”终将迎来“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
青年毛泽东成长于各种西方现代化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国现代化向何处去”的年代。走出大山深处的毛泽东十分关心中国及世界的现实状况，如饥似渴地认知现代事物与理论，思索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问题。1913年12月，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强调了“重现在”和“重近世”的世界观，“为学之道则不得不重现在”，“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也”。四年后，他在阅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时首次接触“近代”一词——泡氏认为西方学者“以近代之特色”夸赞的“分业分科，及以机械之理证明生活状态”等“今日之长技”无法改善人类精神生活。为此，毛泽东在批注中写道：“泡尔生固注重内界修养者，所以挽救物质文明之弊。”可见，毛泽东理解“近代”及其指代的现代现象时，处于学习和反思西方的双重语境。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思潮对旧思想的冲击更加汹涌澎湃，毛泽东在组织群众性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开始运用“现代”一词。1919年7月，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表示，世界文学变革潮流表现为“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这里明确指出“现代”一词蕴含的“今胜于古”的进化论思想，显现出一种对传统的否定甚至决裂的态度。当时，毛泽东着重关注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谈“现代”时多倾向于作为形容词运用，对接一些表达人类活动域的概念，形成“现代学术”“现代人生”“现代政治”等研究现代问题的复合词汇群，蕴含着以进化、进步、否定传统等为标识的现代观念，为其转变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思想资源，也为以后将“现代”语词运用到政治革命领域奠定了初步的思想与话语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对“现代”的运用越来越鲜明呈现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现代观的时代所指和思想意涵，逐渐与“革命”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概念相结合。1925年底，毛泽东在一系列文章中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中国革命问题时，强调“现代”是全世界范围内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时代，论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区别于旧式革命的特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将国民革命置于世界民族民主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考察，认为“现代的革命本是一个，其目的与手段均相同，即同以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为目的，同以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联合作战为手段，这是现代革命异乎历史上一切革命之最大的特点”。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中强调，与中外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比，“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结果是要达到建设各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毛泽东把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所决定的中国现代民主革命视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不可或缺的现代思想底色，为日后将革命话语与现代化话语的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国民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疾呼“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其话语运用重点转向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深化了“现代”的实践行动。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代”语词由此以更富有革命实践指向性的思想意涵被毛泽东广泛运用。1935年12月，毛泽东为瓦窑堡会议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决议指出，要使红军从游击部队转变为执行运动战的正规部队，必须“迅速改变红军的技术条件”，“没有这个现代的条件，要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又于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中提出：“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至此，毛泽东至少在军事技术升级的意义上将“现代”概念转化为“现代化”概念。全面抗战爆发前，受国际国内因素影响，特别是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所激发的民族意识觉醒，“现代化”在与“西化”和“欧化”等概念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为分析国家前途命运提供了更合适的话语选择，建设“现代国家”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而当时，国民党乘机利用执政优势，鼓吹建立“军令政令之统一”的“现代国家”，企图建构以自身为主导的话语霸权，压制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民主诉求。为揭露这种借现代国家之名，行独裁统治之实的行径，毛泽东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批判国民党所谓的“现代国家”。1936年8月，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鲜明提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必须秉持“抵抗外侮”“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发展国民经济减轻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纲领，“如果要说‘现代国家’，这些纲领才是真正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中国在现时代所要求的”。毛泽东对国民党所谓的“现代国家”进行了既反映全国人民要求联合抗日的普遍愿望，又击中国民党反人民反民主要害的话语重构，体现了鲜明的人民立场。
以往，学界通常认为毛泽东最早运用“现代化”概念是在《论持久战》中。从现有文献看，毛泽东早于1936年10月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就运用了“现代化”一词。毛泽东在忆及参加湖南自治运动的革命经历时谈道：“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动同北京分离。”毛泽东的这段话立足于阐发摆脱军阀统治、实现独立自主对湖南发展的重要价值，表达了发展民主政治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条件的思想，这与他对国民党所谓的“现代国家”的批判性话语重构是一致的，表明了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是从进步的意义上运用与阐释“现代化”的。
毛泽东围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任务深入研究国家前途命运，将“现代国家”和“现代化”的人民性融入军事和政治的丰富实践。一方面，毛泽东在总结领导革命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时，敏锐地意识到世界军事领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趋势。另一方面，毛泽东视民主政治为“现代国家”的核心要义，敦促国民党执掌的全国政权实现政治民主化。毛泽东现代化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挽救民族危亡、促进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现代化”具有明确的实践指向和思想意涵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民族民主革命同现代化建设合为一体，谋求“中华民族之复兴”。毛泽东倡导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同现代化话语进一步融合，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思想。基于抗战形势和国共关系的变化，毛泽东持续深化对“现代化”概念的认知，有意识地区分其多重面向和层次，将“现代化”的语义指涉从军事领域延展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使其形成明确的实践指向和思想意涵，跃升为表达建设新中国宏伟愿景的重要概念。
全面抗战初期，为增强全民族抗战的信心和能力，毛泽东面向全国军民，尤其是国民党及其军政领导层系统阐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由此着眼于为战略反攻提供必要条件，毛泽东经常运用“现代化”概念来论述军事领域的发展意涵与行动逻辑。一方面，在器物层面上指涉军事技术与装备的升级。1938年7月，毛泽东领衔署名的《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指出：“为达到战胜日寇，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国家，那末，首先在军事上必须求得前线作战部队战斗力之加强，敌人占领区域中人民游击战争之大规模的发展及有现代化武装之坚强部队的创立。”另一方面，在思想文化层面上指涉军事素养的革新。1939年2月，毛泽东在《中国军队应当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中强调，汲取“苏联红军战斗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懂得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军队也要变为政治上具有正确方向的军队，也要逐渐具备新式的技术装备，近代化的军事素养，与民族革命的政治工作”。
在国共密切合作抗日的局面下，毛泽东呼吁国民党重视民主与抗日的密切关系，实现符合民族革命实际要求的民主政治，从而汇集更强的全民抗战能力。1938年7月，毛泽东在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中明确了“现代国家”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强调“中国的现代国家”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乃是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与不破坏私有财产原则下的国家”。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毛泽东开始深入思考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由此于1940年1月问世的《新民主主义论》为实现“现代化”语义指涉的延展打下了思想与话语基础。一方面，鉴于国民党顽固利用“现代国家”混淆视听，毛泽东不再运用这一概念，将其与“资产阶级专政”“一个主义”等词语，一并归为维护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花腔”。另一方面，毛泽东明确指出，要建立“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表明了关于中国发展蓝图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意涵。应当指出，该文的论说重点是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较少涉及经济问题。在当时的斗争环境下，毛泽东虽对经济建设有过研究，但相较于政治、军事和文化领域，要形成系统成熟的思想认识尚需进一步的实践积累。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政策，陕甘宁边区面临严重的财经危机。毛泽东下大力气钻研经济建设问题，视发展经济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领导开展大生产运动和实行新的财经政策，使边区逐渐形成独立自主的自给经济体系。1942年12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将“现代化”的语义指涉延展到经济领域，指导边区的经济建设。农业在各经济成分中扮演着支柱型角色，毛泽东认为边区尚不具备“实行现代化的大规模农业技术”的条件，要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久久为功。与此同时，边区的工业建设也实现稳步发展，毛泽东对印刷工业推动经济与文化融合发展的作用予以高度肯定，“我们的印刷工业是现代化的文化工具，大量书报赖其供给”。1943年7月，毛泽东审定的《评〈中国之命运〉》在论述中国近代思潮时提出，“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喜欢中国人保留中国各种旧东西，不喜欢中国人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近代化——就是说，不喜欢中国人接受西方人已有的先进的东西，不喜欢中国人有科学有民主、有自觉”。这既将“现代化”的语义指涉延展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又以唯物史观关怀现代化的本质——人的现代化，鲜明显示出多重面向和层次。只是，实践表达必须分主次和轻重缓急，这就需要赋予“现代化”更为明确的实践指向，从而辐射带动整个社会的现代转型。
1944年抗战曙光初现之际，毛泽东开始研究战后和平民主建设事业，延伸出对工业化问题的关注。这年5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业会议期间点明，“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是“决定社会变化的”。至此，在毛泽东看来，政治领域的民主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当务之急，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与远景目标，而谈论工业化就必须注重工业与农业的整体关联性。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提出建立民主政治和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思想：“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抗战胜利伊始，毛泽东于重庆谈判期间正式将“现代化”跃升为表达建设新中国宏伟愿景的重要概念，希冀“今后当为和平发展、和平建国的新时代”，号召各党派协力“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面对国民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强调通过革命战争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开启现代化建设排除障碍。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后，中国实现了从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创造了根本政治条件。1949年2月，毛泽东在同米高扬会谈时指出：“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随后，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分析道，“现代性的工业经济”仅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而“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占比90%，要引导后者“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实现“中国经济复兴”。毛泽东现代化思想为党实现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向城市后开展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积累丰厚的物质基础奠定了基调。
三、从“现代化”到“四个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后，为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将社会主义同现代化相结合，力图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基于民主革命的成功经验，现代化的基础与推进方式主要通过政治动员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运动来实现，现代化与群众性革命运动合为一体，成为革命式现代化。毛泽东在研判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础上，建构起旨在“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的社会主义革命话语，将“社会主义革命”融入“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调适“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中相继提出“科学文化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从而促进“现代化”概念的思想意涵进一步发展为“四个现代化”。
国民经济恢复后，毛泽东认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研究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的问题时将“工业化”界定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希望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1953年12月，毛泽东审定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将“社会主义革命”融入“社会主义工业化”，并指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于此表达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主导并决定着“现代化”之意，为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雏形做好了思想与话语准备。另外，毛泽东修改提纲时指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这里把“技术”与“革命”融为一体，明确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与“技术革命”的交融互通关系，体现着社会主义同现代化相结合的思想。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毛泽东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同时，社会主义革命的快速成功使他深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更加注重谈论和建构社会主义革命话语。1956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一并提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现在我们在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叫文化革命”。同年9月，党的八大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正与“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意旨相呼应。1957年初，毛泽东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这样就“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话语同现代化话语的交融互通，体现出毛泽东现代化思想从侧重“社会主义工业化”向统筹“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现代化的转变。
随着“超英赶美”战略构想的出台，毛泽东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的过程中赋予“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愈加强烈的奋斗进取意蕴，号召“不断革命”。1958年6月，毛泽东在针对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的一份批语中写道，“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必须“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此时的“现代化国防”附属于“现代化工业”，尚未取得相对独立的话语地位。1959年12月，毛泽东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结合当时渐趋紧张的国防形势，强调在“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的基础上，“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就把国防建设从依附于工业建设的位置提升至事关全局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中。他读到书中论述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时，引申道：“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1960年1月，毛泽东在传达上述谈话内容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使用了“四个现代化”概念。至此，“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与“四个现代化”相互补充，后者成为重大发展战略，前两者则是关键驱动因素。
毛泽东支持和推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后，开始考虑制订“三五”计划，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1963年夏，毛泽东把“四个现代化”的具体表述调整为“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一方面，农业”与“国防”在序列上更加靠前，这与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以及严峻的国防形势息息相关。另一方面，“科学文化”被替换为“科学技术”，体现出发展生产力指向，这与“文化革命”的核心意旨从强调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逐渐转向意识形态领域密切相关。正如有论者分析道，在当时复杂的背景下，设计现代化战略时不提文化，显然不是对它的忽略或轻视，而是看得格外重要。在毛泽东看来，基于强调维护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深切考量，没有太多的必要把文化问题同国民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战略混在一起了。1964年12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宣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提出了先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再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走”战略。毛泽东在修改《政府工作报告》中“实行技术革命”一节时，专门加写道：“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这一表述凸显出社会主义同现代化相结合的强烈意识，承载着毛泽东对公正平等、共同富裕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追求，规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本质与方向。
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是极其艰巨复杂的，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然是探索，就不可能一帆风顺，很难避免这样那样的曲折。习近平指出，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也应看到的是，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在特殊时期仍然取得了重要进展。大规模的“三线”建设的开展，不仅增强了国防力量，而且改善了国家工业布局不平衡的状况，极大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与工业的发展。“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科技不断取得突破，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也为中国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提供了条件。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由落后的农业国初步转化为工业国。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促进“四个现代化”概念“飞入寻常百姓家”、建构“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也正是基于对“左”倾错误的反思，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最大限度地突出了“四个现代化”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的关键地位，制定了明确且急迫的时间表。会议强调，“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毛泽东现代化思想将“四个现代化”定格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现代化宏伟愿景表述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形成全面发展与重点推进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奠定了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基本形态。
四、结语
回顾百年党史，重要政治概念的生成、调适和定型往往是成功实践经验和思想创新成果的鲜明标识。纵观毛泽东运用与阐释“现代化”概念的历史过程，其不同阶段蕴含着毛泽东现代化思想的历史连续性和丰富性，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相辅相成，我们可以就其中一以贯之的不变因素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围绕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虽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明确提出的概念，但其高度凝练了毛泽东终其一生致力于实现的宏伟目标，概括了他在不同历史阶段运用与阐释“现代化”概念时所围绕的共同主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毛泽东理解、论说和求索“现代”时，坚信“原有伟大的能力”的“我们中华民族”终将迎来“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抗战胜利伊始，毛泽东将“现代化”跃升为表达建设新中国宏伟愿景的重要概念，着眼于“中华民族之复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现代化宏伟愿景表述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希望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对毛泽东现代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其次，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主线。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过程密切关联、同步前进。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毛泽东在学习和反思西方的双重历史语境中研究现代问题，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指导思想；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倡导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促进“现代化”概念具有明确的实践指向和思想意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形成全面发展与重点推进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突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最后，伴随着现代化与革命交融互通的历史语境。革命是毛泽东所处时代的重要主题，中国式现代化的奠基离不开革命实践及其话语。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毛泽东在组织群众性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开始运用“现代”一词，将其从思想文化领域拓展到政治革命领域；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同现代化话语进一步融合，将“现代化”的语义指涉从军事领域延展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将社会主义革命话语融入现代化话语，促进“现代化”概念的思想意涵进一步发展为“四个现代化”。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方位，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为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强劲的内生动力。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总之，毛泽东对“现代化”概念的运用与阐释兼具不断丰富性和历史连续性，直接而生动地表征了毛泽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的奠基性贡献。
（本文注释从略）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共党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21&ZD039）阶段性成果。
作者：宋学勤，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李昊天，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