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化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曾在《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文化》(载于《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一文中，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作过一次梳理。在本文中，笔者想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也进行一次梳理。
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面。还在革命战争的年代，毛泽东就说过：“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1](pp.109-110)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这样。
在民主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文化都还很落后。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2](p.44)有80％的中国人是文盲。所以，“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3](pp.129-130)
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建设、发展文化教育呢?
首先，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要帮助人民摆脱愚昧状态、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准，使他们享有高尚的文明的精神生活。毛泽东说，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要“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4](p.348)“除了钢，我们还要别的东西，还要办学校，全国人民至少要初中毕业，再过多少年，扫马路的人、大厨师以及所有的人都要能够大学毕业，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我们一切的工作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准备用几十年的时间，在生产上、科学上、文化上翻身。[2](p.182)
其次，不进行文化建设，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为如果人民的文化水准不提高，经济建设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也是搞不好的。毛泽东引证列宁说过的话：“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的。”他说：“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5](p.455)比如，我们要打好发展科学技术这一仗，而不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准，科学技术这一仗是无法打好的。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必须、也只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加以解决。
再次，进行文化建设，克服文化落后的现象，是赢得完全的民族独立的必要条件。毛泽东说：“中国现在经济上文化上还很落后，要取得真正的独立，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工业现代化，还需要很长的时间。”[2](p.64)他之所以把发展文化与民族独立联系起来，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文化不发达，中国就不可能成为现代化的强国，帝国主义就还有可能来欺负我们；另一方面是因为，不发展先进的、植根于中国大地的民族文化，中国被落后的帽子压得挺不直腰杆，缺少文化自信，也难以坚强地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那样：“我们是个多民族国家，这个统一，靠政治，靠经济，但是更主要是靠文化纽带形成凝聚力。”[6]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
对于中国的文化建设，毛泽东是抱有坚定的信念的。他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4](p.345)这是因为：第一，“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3](p.130)第二，尽管我们一“穷”二“白”，但是“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2](p.44)第三，我们要承认文化落后这个事实，但也要看到自己在这方面具有的优势。因为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7](p.1516)我们应当具有发展先进文化的自信心。
二、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
社会主义文化是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而来的。两者之间，有许多共同点。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8](pp.708-709)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由于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8](pp.704-705)社会主义的文化同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化，社会主义因素同样是在社会主义文化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且它的作用更大，由于党在全国执政地位的确立，其作用的覆盖面也更宽了。这是它们之间最大的共同点。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它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95％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这些基本点，同样是社会主义的文化所必须具有的属性。
还应当看到，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应当解决、但没有来得及解决或者没有来得及完全解决的一些任务，也需要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进一步解决。比如，在革命战争的年代，我们曾提出：对于“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尽管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的情况与当年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反对奴化的、封建主义的文化思想等，仍然是我们应当面对的一项任务。
那么，社会主义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之间是否有区别呢?有。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是反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的文化，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的；前者是反映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的文化，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表现在文化战线上，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对于资本主义的文化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斗争，但在反帝反封建方面是可以而且应当与之联合的，它们有必要、也有可能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统一战线。
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经历了一个过程，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化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由于仍然允许资产阶级的合法存在，毛泽东认为，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等等，并不妥当。“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5](p.236)
但是，由于“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将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9]在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即指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2](p.215)在这里，他已经把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为一项实际的任务提出来了，并且认为这是解决它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0](p.52)毛泽东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任务，是实行《共产党宣言》提出的这个任务的体现。
“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11](p.87)而且，它同几千年私有制社会的传统观念又有相通之处。因此，人们很容易自发地接受它的影响。即使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也是不可能被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还会在人们中间腐烂发臭，毒害人们的健康肌体。列宁的这些论述，为我们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中国尔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政治前提、奠定了制度基础。不过，“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5](p.450)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确立以后，由于思想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还会在长时间内被保留下来。这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会起消极的作用。这就是说，解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间的矛盾，将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同时又是长期的历史性的任务。
基于对这种状况的分析，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2](p.230)他强调：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2](p.231)
所以，从性质和内容方面来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文化革命的对象，这是社会主义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个主要区别点。
除了这种性质和内容方面的区别以外，从任务和规模方面来说，社会主义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也有不同。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它的主要任务是破坏一个旧世界；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只是在局部地区执政，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规模开始时是比较小的，它是在斗争中才逐渐得到扩大的。社会主义文化主要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建设一个新世界，虽然在布新的过程中它仍然需要除旧；由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广度和深度，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无法比拟的。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指导地位。
历史经验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企图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是不可能的。中国既然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应当看到：即使是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也是不可能形成社会主义的意识的，“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11](p.76)如果不这样做，而是去崇拜自发性，那“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11](p.87)工人阶级尚且如此，其他阶级、阶层的群众就更不必说了。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全国人民，这是党在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实现的重要任务。比如，针对农民的情况，毛泽东就说过：“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出现的，它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5](pp.460、450)他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统一的方针。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这样，它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才能为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掌握。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这是树干和枝叶的关系”。但杨柳和松柏就不一样。即使同样是松树，这一棵和那一棵也是不同的。各国具体的历史、具体的传统、具体的文化都不同，应该区别对待，应该允许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化。[12](pp.450、451)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发展的学说。所以，“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3](p.109)这是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重要前提。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对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毛泽东反复地讲过：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2](p.251)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力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极大的思想混乱、导致一些人对社会主义信念的严重动摇这种情况，毛泽东又提出：“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否定马克思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2](p.233)
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我国的思想文化工作才能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健康地向前发展。
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为了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与有效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和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百花齐放”是群众提出来的。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几个字。1953年，他在谈及历史研究的方针时，提出应当“百家争鸣”。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句话连在一起，作为党的科学文化工作的基本方针提出来，则是1956年4月间的事。当年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中共中央赞同毛泽东的意见，确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党的科学和文化工作的方针。根据中央的指示，陆定一于1956年5月26日在怀仁堂作报告，对这个方针作了初步的、同时又是比较系统的阐述。
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解释说：这“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2](p.229)“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干涉他们。”[3](p.144)1957年3月，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对这个方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我们应当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他强调：“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2](pp.278、279)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方针，是因为当时已经具备了实行这个方针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陆定一在报告中所指出的：第一，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基本地区内已在各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第二，知识界的政治思想状况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并且正在发生更进一步的根本变化。我们的思想界已经大有进步。第三，我们还有敌人，国内也还有阶级斗争，但是敌人特别是国内的敌人已经大大削弱了。第四，全国人民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强，而且还在继续增强之中。正是估计到这样的情况，中共中央认为这时已经有条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以便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更好地为繁荣我国的文学艺术、为使我国的科学工作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怎样提出来的呢?毛泽东说，这“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2](p.229)
首先，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
就我国文艺领域的情况来说，文艺工作本来就有很多门类，同一门类中又有不同的流派；而对于文艺的创作者来说，他们选择的题材和创作方法，也从来就是各有特点的。这是合乎文艺工作发展规律的现象。因为“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2](p.76)所以，为了繁荣艺术，必须百花齐放。如果只是一花独放，不论那朵花怎么好，也是不会繁荣的。陆定一在报告中以戏剧为例，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几年以前，还有人反对京戏。那时，党中央决定在戏剧方面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现在大家都看到，这个政策是正确的，收到了巨大的效果。由于有了各剧种之间的自由竞赛和相互观摩，戏剧的进步就很快。当然，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确有一些显然有害的东西。如诲盗诲淫的小说是一个例子。“把这样的有毒的文艺，同苍蝇、蚊子、老鼠一例看待，加以消灭，是完全应该的。”我们所需要的，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
在科学工作方面，我们也有历史经验。我国在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方面曾经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成了我国历史上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为了使我国能得到迅速的发展，这个历史经验值得借鉴。
在自然科学领域，本来就存在不同的学派。自然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虽然自然科学工作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因此，在某一种医学学说上，生物学或其他自然科学的学说上，贴上什么“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标签，例如说什么“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米丘林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是资本主义的”之类，都是错误的。但是，这种不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做法，还是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了。这种情况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并且加以纠正。
就新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情况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人阶级的思想应当居于主导地位，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将长期存在，唯心主义的思想还将长期存在，它们总是要寻找机会表现自己的，不准它们表现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中间，由于掌握的材料不同、观察与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等原因，他们对同一个问题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在当时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就发生了这种情况。所以，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形成不同的学派，发生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不应当加以干涉。
正是基于对中国具体情况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毛泽东指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2](p.229)因为这种讨论可以使本来能够融通和互补的意见、风格、方法在相互交流和碰撞中得到发展，可以使一些是非问题在争鸣中逐步得到澄清，可以使马克思主义者在斗争的风雨中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
其次，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承认这个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毛泽东指出：在我们面前存在着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样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2](p.209)“斯大林常常把两种矛盾混淆起来了。我们的文化教育政策不采取他们的办法，我们采取有领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2](p.253)“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2](p.279)
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就是按照辩证法办事。因为“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2](pp.192-193)他反复地告诫人们：“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2](p.193)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主张出版并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使党内党外都能看到。他说：“这是共产党替帝国主义出版报纸，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这一条我们跟苏联的做法不同。”[2](p.196)“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2](p.196)这种做法，是辩证法在思想文化工作中的创造性运用，表现了毛泽东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理论上的高度自信。
再次，是在国家需要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基础上提出来的。
为了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推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重要的是要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我国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么，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所以，我们应当采取“百家争鸣”的政策，鼓励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毛泽东特别提出：“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2](p.80)因为只有敢于独立思考，勇于革新创造，我们才能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从而推动原来落后的中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还有助于保护人们坚持真理的权利，有助于为新生事物的健康成长创造有利的环境。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真理，有时候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的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尽管同旧社会比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成长的条件要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这里不是指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保持慎重的态度，不轻率地作结论，而是提倡自由讨论，允许批评与反批评，允许坚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这种做法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对于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是抱有很高期待的。他认为：“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2](p.291)《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的作者认为：这段话，是一个画龙点睛之笔。“这里面，寄托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现代中国的理想和希望。”[14](p.652)
在中国刚刚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及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说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思想是很解放的，视野是很开阔的，体现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不过，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决不是主张无批判的兼收并蓄，无原则的包容一切。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决不是一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在提出这个方针的时候，党就明确地讲过，这里提倡的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并且主张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而扩大这种自由；但是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这是一条政治界线。其次，毛泽东指出：“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2](p.197)从这样的观点来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是有益无害的。
再次，对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允许它存在，不等于不准许对它进行批评。毛泽东讲得很清楚：“对于一些有害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的反驳。”[2](p.196)“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无论党内也好，民主人士中间也好，青年学生中间也好，凡是歪风，就是说，不是个别人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股风的，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就是说理。只要有说服力，就可以把歪风打下去。没有说服力，只是骂几句，那股歪风就会越刮越大。对于重大问题，要作好充分准备，在有把握的时候，发表有充分说服力的反驳文章。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2](p.197)
最后，开展不同意见的争论，根本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追求真理，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因为“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2](p.280)所以，采取这个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2](p.232)
所有这些，都是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时就加以明确了的。
为了帮助人们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和行动的是非，毛泽东特地根据我国的宪法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提出了下列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毛泽东强调，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2](pp.233、234)切实把握这些标准，对于正确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展文艺和科学工作，建设社会主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正确处理文化问题上的古今中外的关系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如何正确地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如何正确地对待外国文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每一个社会的特定的意识形态，无论就其内容或形式来说，都有两个来源：内容上，主要是反映现实的社会存在、社会经济形态，同时也保留着历史上形成的对过去社会的某些意识或材料；形式上，主要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同时又根据新的内容和条件对它们加以改造、补充和发展，并增添某些新的具体形式。没有这两个来源，任何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都无从谈起。[15](p.296)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16](p.285)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这个观点。他在领导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就明确指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17](p.191)
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问题，毛泽东早就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8](pp.707-708)这个原则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仍然是适用的。1960年12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了“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的问题。[13](p.225)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古代文化，主要是指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这种文化不是统一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首先，封建时代的文化，也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也有非封建乃至反封建的。所以，我们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分开来。其次，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分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再次，封建时代的思想家所概括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固然主要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道德要求，具有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但它的某些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所应当遵循的规则，是可以批判地加以利用的。比如，父慈子孝是孔夫子提倡的。而我们也“还要提倡父慈子孝”，当然，这样做，并不是无条件的。[1](pp.115-116)同样，封建时代的思想家的一些理论，也是可以而且需要分析的。比如，他认为，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即唯心论)，从认识的全体来说，是不正确的，“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18](p.160)“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18](p.161)最后，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多少都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这一点也是不应当被忽略的。
这就是说，毛泽东主张，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具体的分析，弄清楚从中需要吸取什么、摒弃什么、改造什么，这样才能正确地对它进行批判的继承，才能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又要反对封建复古主义。
对古代文化一概加以排斥是不正确的。因为社会主义文化，并非从天而降，它必须对旧文化有所承传，有所择取。同样，对古代文化主张盲目搬用更是错误的。因为社会已经前进了，企图让人们的思想永远停留在旧的、封建主义的伦理原则和社会秩序的范围之内，甚至企图重新树立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孔学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支配地位，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毛泽东讲过：“文化遗产中有许多毒素和糟粕呢!对一些传统剧目过去我们禁了几年，别人有些反感，现在开放了，也可以批评，但批评要说理。对牛鬼蛇神，戏是看，鬼不一定相信。”[2](p.257)我们不能忘记，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的优秀遗产，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无批判地包容文化遗产中的那些毒素和糟粕，是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的背道而驰的。
当然，由于不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文化，就不能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所以毛泽东着重提出的是，“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古代文化，并且指明这是我们现在的方针。他认为：“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13](p.225)
在主张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遗产的同时，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也已经提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材料”。他所说的外国进步文化，不但是外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一句话，“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8](pp.706-707)这个原则，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也仍然是适用的。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其中就包括学习外国的优秀文化。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2](p.41)同年8月，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进一步就如何学习外国文化的问题作出了全面、深入的论述。
敢于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是要有一点勇气的。这就是说，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毛泽东说：“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2](p.81)不承认这一点，不利于中国的进步。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有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传统。在近代，从1894年到1911年那段时间，全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主义思想、文化以及自然科学形成了热潮。“那一次学习对我们是有很大帮助的。”[5](p.264)我们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对于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采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这是一种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
外国文化并不是统一的、一成不变的文化。正如对中国古代文化需要进行分析一样，对外国文化也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懂得哪些应当吸收，哪些应当摒弃，哪些应当改造。毛泽东早就说过：在外国文化中，“有我们必须接受的、进步的好东西，而另一方面，也有我们必须摒弃的腐败的东西，如法西斯主义”。[1](p.192)在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时，他更明确地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2](p.43)他认为：“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2](p.42)对于外国的东西，必须去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有益。对于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吸收，即搞“全盘西化”、盲目搬用，同样是错误的。这也是缺乏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在“向外国学习”的态度上，既要放下架子，又要破除迷信。毛泽东说：“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比如存在一种奴隶思想。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现在我国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影响，所以我们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宣传破除迷信。”[2](p.382)对西方的崇拜是一种迷信，这是由历史形成的。近代以来，中国长期陷于半殖民地的境遇。“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2](p.43)他强调，西方世界的太阳是傍晚的没落的太阳。东方人“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19](p.394)很明显，如果不清除贾桂思想，不反对盲目崇拜西方的教条主义，在外国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只会跟在他们后边亦步亦趋，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那么我们将永远不可能摆脱落后状态，无法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更谈不上成为经济上、文化上的强国了。
必须明确，学习外国文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
首先，“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2](p.242)这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理论、科学文化，我们固然应该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去学习，但是也应当根据中国的需要和具体情况进行选择，“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2](p.366)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更需要有分析和批判的态度。一位权威的经济学家在论述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时曾着重阐明了以下几个观点：第一，我们“要认识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从而，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个体系，不能成为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第二，“我们又要认识到，在若干具体的经济问题的分析方面，它确有可供我们参考、借鉴之处”；第三，“由于制度上的根本差异，甚至在一些具体的、技术的政策问题上，我们也不能搬套西方的某些经济政策和措施”。这些分析是很精辟的，很好地体现了毛泽东的有关主张。
其次，我们“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的东西”。这就是说，对于外国的东西，我们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以艺术为例。毛泽东认为：“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2](p.77)
再次，“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结合。”[2](p.366)这就是说，我们要把学习和独创结合起来。毛泽东主张，我们“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2](p.78)“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2](p.82)应该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融起来，有机地结合。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的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2](p.83)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13](p.227)他提出，要向科学进军，不能走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的老路，而应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对于中国历史要“观往迹，制今宜”；对于西洋历史，要“取于外，资于内”。[20](p.22)他提出要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文化和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的主张，是上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他强调：“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2](p.82)所以，总起来讲，正确处理文化问题上古今中外的关系，应当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这是我们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所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六、建设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
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约有五百万知识分子。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2](p.270)1957年7月，他明确提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21](p.491)他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跟资产阶级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美国没有那样一些知识分子，它资产阶级专政怎么能行?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①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21](p.491)
什么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呢?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无产阶级应当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一方面“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2](p.360)
建设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21](p.491)
第一，我国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需要有大批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我国人民要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2](p.2)如果广大的知识分子不仅有专业知识，而且有较高的社会主义觉悟，他们就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加自觉、更加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特殊作用，就是“要经过他们去教育中国几亿人民”。[2](p.254)他们不仅要向人民传授建设社会主义的专业知识，而且应当通过开展学校工作和创作文艺作品、发行新闻出版物等各种形式，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而只有建设一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才能很好地起到这种作用。
第三，建设一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对于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一部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经在反政府暴乱中起过先导和骨干作用。1957年夏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右派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煽动者和骨干力量。这些事实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警示人们：“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21](p.491)
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怎样才能形成呢?这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方面，是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新型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全体人民，人人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21](p.491)“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2](p.360)另一方面，是注意团结教育现有的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提出，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党和政府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这个新队伍，是“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在内的。[21](p.491)
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的工作是互相依存的。因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造就，并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的知识分子的帮助；而造就了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党也就有了进一步团结、教育、改造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能力，从而有利于更好地发挥这些知识分子的作用。
为了自觉地、有针对性地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作出了具体的分析。
首先，是阶级成分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即指出：对于知识分子，应“将着重点不放在社会出身方面，而放在社会职业方面，方可避免唯成分论的偏向”。[4](p.97)如参加军队者是军人，参加政府工作者是职员等。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作了如下规定：“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对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中的高级职员，“其阶级成分与职员同”。这些规定是同毛泽东的上述主张一致的。1957年3月，他在分析知识分子问题时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2](p.270)
其次，是政治态度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有两种状况。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还是爱国的。只有极少数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一遇机会，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种人在知识分子中大约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百分之三。
再次，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这有三种情况。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这些人是少数，但他们是核心，有力量。“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态度的人，是占极少数。”[2](pp.268、269)
基于以上分析，毛泽东认为，由于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一起，是构成我国基本群众的重要部分，由于他们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所以，我们要实行“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同时，就知识分子的“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2](p.271)因此，我们应当提出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转变世界观的任务。不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改造，就是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为在各方面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也需要进行改造。
为什么要求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转变世界观呢?毛泽东说：就是为了使知识分子能够“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2](p.225)“就是为了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②总之，这不是为了贬抑知识分子，而是为了更有效地、更充分地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这就是说，这样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完全是积极的。按照他的估计，“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2](p.279)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一部分人是能够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③他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说：“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过来呢?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过来了。”[2](p.80)当然，“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2](p.279)
应当通过什么途径来进行思想改造、转变世界观呢?
首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在知识分子当中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要提倡大家学他十年八年，马克思主义学得多了，就会把旧思想推了出去。”[2](p.261)这当然不是说，从事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都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这是不必要、也不可能的。他在论述知识分子应当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时指出：“红，就要下一个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并不是要读很多书，而是要真正弄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领导等等问题。”④
同时，要深入实际，同劳动群众相结合。毛泽东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2](p.273)
还在革命战争的年代，毛泽东就提出知识分子应当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他进一步提出：“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22](p.11)
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加强联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知识分子不是游离于社会之外或社会之上的独立的群体。“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2](p.231)因为“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因为“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他们“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2](p.272)因为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只有首先当好群众的学生，才能当好群众的先生；因为知识分子在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可以从劳动群众身上学到许多在书本上不容易学到的知识，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增强自身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进步抱有热烈的期待。他说：“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2](p.273)如果这样，知识分子就能够“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就会更加紧密，“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这是实现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队伍这一战略任务的必由之路。
七、加强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领导
为了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加强共产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上面所说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处理文化发展问题上古今中外的关系，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等项任务，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上，毛泽东把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放在了突出的地位。他指出：“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思想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了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2](p.282)他主张：“要责成省委、地委、县委书记管思想工作，管报纸、学校、文学艺术和广播。”他认为：“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2](pp.247、338)他同时提出：“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2](pp.200-201)
加强共产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其重要的组织保证，就是必须使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且“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形成风气”，因为没有风气是学不好的。[2](p.261)如果掌管思想文化工作部门的人们自身不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们又怎么可能在这些部门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保证思想文化工作发展的正确方向呢?
为了加强共产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担任文化科技教育等部门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还“必须学文化(科学、技术)，学建设”，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2](p.290)他说：“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5](p.395)如果对文化、科技、教育等部门缺乏必要的知识，不了解这些部门工作的规律，我们又怎么可能在那里结合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行令人信服的领导呢?
针对那种“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说法，毛泽东指出：“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半真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2](p.264)但是，外行是可以而且能够变成内行的，办法就是学习。“我们是否可以学会科学技术?如过去一样，可以学会的。”[2](p.290)他说：“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2](p.102)这样，党对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领导一定会得到有效的改善和加强。
为了坚持共产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毛泽东还提出，我们党要发扬人民民主，团结、吸引、带领人民群众参加对思想文化领域的管理。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讲道：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13](p.129)他强调：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表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由于人民群众是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的主要受众，这类东西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需要，能不能维护他们的权利，他们最有发言权。所以，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这是保证文化建设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条件。
结 语
总起来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所取得的重要思想成果。
诚然，党在领导文化工作的过程中曾经历过重大的曲折，甚至犯过严重的错误。比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发生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严重问题，这是毛泽东自己讲过的。他也批评过文化界的许多不好的现象，如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人们“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主张“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由于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也说过，“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等等。[13](p.448)毫无疑问，对于文化工作中发生过的问题，我们必须予以正视，并且认真地从中吸取教训。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就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许多正确思想的重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史纲要》，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的重要思想，作出了科学的概括，其中包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实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和提出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任务等。实践证明，这些思想符合中国的实际，是正确的。结合新的历史条件，科学地继承和创造性地运用这些思想，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重要条件。
注释：
①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0月13日。
②③④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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