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是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关键之年，毛泽东曾作了著名的“停、缩、发”讲话，但具体是什么时间，笔者在查询相关历史资料中发现了两个不同的文本：一个是1955年3月，一个是1955年5月。毛泽东“对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的讲话，在相隔不长的时间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表述，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毛泽东在不同时间都说到“停、缩、发”或三字方针吗？笔者经过梳理，发现这种解释存在诸多疑点，特此提出以求教于方家。

　　一、毛泽东1955年5月17日“停、缩、发”讲话

　　在1955～1979年，关于毛泽东“停、缩、发”讲话的时间是比较清晰的，即1955年5月17日毛泽东在15省市书记会议上讲话，对此党内在1955年已作过传达，“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整理的不同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均有登载。笔者有幸多次采访参加这次会议的陶鲁笳，并研读过陶鲁笳当年的笔记，尚未发现1955年5月17日以前毛泽东有关于“停、缩、发”的讲话或文字。

　　1981年国家农委办公厅编撰的《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登载了毛泽东1955年5月17日讲话的部分内容，包括“停、缩、发”三字内容，转录如下：“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对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社员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办法。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的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不是停，不是缩，基本是发；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发。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里面，也有要发的。譬如山东百分之三十的村子没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缩。那里社都没有，停什么?那里就是发。该停者停，该缩者缩，该发者发。”［1］

　　1992年3月，黄道霞等主编的《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再次一字不差地登载了毛泽东1955年5月17日关于“停、缩、发”这段讲话，而对此前毛泽东讲过“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亦未有任何提及。

　　毛泽东5月17日“停、缩、发”讲话的时间、地点、对象、目的非常明确，原始资料和历史佐证都比较多，应该说具有史料的真实性、相互佐证性和连续性。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没有提到浙江等省的“收缩”问题。

　　二、1955年3月毛泽东提出“停、缩、发”方针的说法

　　改革开放后，相继出现了几种1955年3月毛泽东提出“停、缩、发”三字方针的说法：

　　1.1980年12月8日，国家农委邓子恢同志问题调查组在《关于邓子恢同志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几个历史问题的调查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第一次讲“停、缩、发”的时间是1955年3月上旬。该调查报告发表于《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8年第5期，其中相关内容抄录如下：“［一九五五年］三月上旬，毛泽东同志找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杜润生同志谈话，对当前农业合作社工作做了指示，他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并提出了‘停、缩、发’的三字方针。当场共同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一般要停止发展；其它地区（主要指新区）再适当发展一些。”［2］这段讲话没有注明原始出处和相关档案，据该报告第一部分陈述，其依据以被调查访问同志的回忆为主。［2］1980年时，相关当事人毛泽东、邓子恢、廖鲁言已故，陈伯达正在接受审判，杜润生调任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关于此事的回忆应是国家农委调查组采信的主要来源。

　　2.《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6年试刊卷登载了《“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卷编写工作座谈会纪要》，对《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编写大事记的指导思想、部署等有重要说明，相关部分抄录如下：“一九八五年五月三日至七日，在北京召开了九省市及有关单位的同志参加的农业合作化卷编写工作座谈会。会议开始，杜润生同志讲了话。与会同志认真进行讨论，一致同意讲话的精神。……大家同意杜润生同志的意见，先发动写资料，并在学习理论，重新武装的基础上，对一些历史问题，结合现实情况，组织讨论不忙于结论。史料的内容大体包括：1、大事记。2、重要文件。3、主要统计资料……”［3］甄别历史问题应该结合历史情况，而编写组是认真学习杜润生讲话后，“同意杜润生同志的意见，先发动写资料，并在学习理论，重新武装的基础上，对一些历史问题，结合现实情况，组织讨论不忙于结论。”1987年春，《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编写的《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大事记（征求意见稿）》登载了毛泽东1955年3月提出 “停、缩、发”三字方针，原稿相关内容如下：“三月中旬，毛泽东同志找邓子恢等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汇报后，毛泽东同志指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根据各地农业合作化发展的不同情况，他提出了‘停、缩、发’三字方针。并共同议定了对当前农业合作化工作的安排。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一般要停止发展；其它地区主要指新区再适当发展一些。”［4］此条内容也没有注明出处，而大事记中其他词条是注明出处的。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将自己编写的大事记作为史料公开发表并广泛征求意见，强化了毛泽东在1955年3月提出“停、缩、发”方针的说法。无论是邓子恢问题调查组的调查报告，还是《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大事记》，均是国家农委及其相关组织整理的材料，无形中加大了毛泽东1955年3月“停缩发”讲话的公信力，此后被广为引用。

　　3.1993年，杜润生在《忆50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一文中再次回忆了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停、缩、发”的时间是1955年3月中旬。他说：“1955年3月中旬毛主席又找我们几人去谈话，有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和我参加……他（即毛主席——笔者注）提出现在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整顿(如华北、东北)，有些地方主要收缩(如浙江、河北等)，有些地方要发展(如新区)，‘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实际上类似的方针在1955年1月10日中央《关于整顿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中就已提出，提法是‘控制发展、着重巩固’。”［5］

　　以上几种提法均提出毛泽东第一次讲“停、缩、发”的时间为1955年3月，内容大体一致，均提到浙江、河北等省要收缩，原始出处都与杜润生有关，且都是1980年以后的回忆，由于缺乏当年及后续相关文字的佐证，这种说法存在一些疑点。

　　三、1955年3月毛泽东提出“停、缩、发”方针的疑点

　　疑点一：1955年3月毛泽东“停、缩、发”讲话缺少历史档案和其他被接见人的回忆佐证。如果毛泽东在1955年3月第一次提出“停、缩、发”指示，按照常理和中央档案收集范围的有关规定，应该能查询到当年的原始记录或传达记录等，而且毛泽东接见的人员均为党的高级干部，又是重要的工作交谈，但在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这次重要讲话并没有引用中央档案，而是引用杜润生的《忆50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6］缺少应有的原始档案记录或补记。同时缺少1955年3月与毛泽东一起交谈的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关于此事的文字记载。

　　疑点二：亲耳聆听毛泽东“停、缩、发”指示的邓子恢（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在3月25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中未对毛泽东“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的讲话有相关表述；杜润生、袁成隆在1955年4月11日撰写的《关于浙江省农村情况的报告》中也没有引用毛泽东关于“停、缩、发”的文字。如果毛泽东在3月确实说过“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特别是“有些地方主要收缩(如浙江、河北等)”，那么3月25日邓子恢签发的文件和杜润生4月11日的报告都应对此有所提及。

　　疑点三：1955年4月8日，杜润生在浙江省县委书记会议上作报告，公开讲“现在不能没有方针，没有方针就叫自流，自流的道路是最危险的道路。假定我们选择后一条方针——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它的困难有几条我们要有所准备”［7］。这个报告发表于《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6年第2期，1992年黄道霞等主编的《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也刊登了该报告的第二部分，这段文字也在其中。［8］如果此时毛泽东已于3月提出“停、缩、发”三字方针，杜润生不会在大会上如此讲。

　　疑点四：查阅1955年3月至5月17日前毛泽东的相关批示和讲话、邓子恢的讲话以及中共中央、中央农村工作部相关文件都没有毛泽东关于“停、缩、发”的讲话。1955年3月1日《中央批复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3月21日邓子恢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3月22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的通知》、4月13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曹县合作化运动情况的通报》、5月6日邓子恢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都没有毛泽东在3月关于“停、缩、发”讲话的相关内容。特别是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的总结中，邓子恢专门谈到“今后的方针政策”，［9］他还引用了毛泽东的讲话，但没有提及毛泽东在3月的“停、缩、发”讲话。如果毛泽东在1955年3月提出了著名的“停、缩、发”，在相关的中央文件和邓子恢讲话中必然会有所涉及，结果却截然相反，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四、疑点症结

　　要了解这个问题的症结，必须深入、客观地探讨中国的农业合作化史，特别是1955年3月至5月17日到底发生了什么？

　　据《杨尚昆日记》记载，1955年1月2日夜，毛泽东乘专列南下河南等地调研合作化问题，6日晚回京。［10］此间，1月4日，邓子恢以国务院七办简报形式，向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报告了发展农业合作社计划的执行情况。简报向中央提出两项建议，一是建议制定一个全国性章程，并附报了代中央起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一是建议将合作化运动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阶段，并附报了代中央起草的《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通知》的草案。［11］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当天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12］。《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略加修改后，于1月10日由刘少奇签署发出。［11］（pp329～330）当时，毛泽东已回到北京，但没有对此通知进行批示和评价。

　　根据《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要求，中央农村工作部协助河北、浙江、山东等省开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整顿、巩固工作，重点是浙江省。薄一波回忆：“为帮助浙江做好农业社的整顿、巩固工作，3月下旬，邓子恢同志和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谭震林同志，邀请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同志，开会做了研究，并将讨论意见写成《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于3月25日，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用电报发往浙江省委。” ［11］（pp331～332）在电报的尾页附注：“此报得谭震林、江华两同志同意”。［8］（p240）

　　当时江华正在北京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参与了3月25日文件的定稿。关于毛泽东是否同意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这个文件，现在有两种说法。

　　一是“同意”说。杜润生在《忆50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一文中写道：“1955年3月下旬，浙江省委书记江华来到北京，邓子恢和谭震林（当时任中央秘书长、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即地区办公室主任）等人，与江华一起开会研究怎样处理浙江问题，决定用中央农工部的名义，给浙江先发个电报。电报发出前，曾送给陈伯达，托他转呈毛主席，陈回电话说：‘主席同意’。邓老随即出国访问匈牙利。”［5］（p382）1980年，国家农委邓子恢同志问题调查组《关于邓子恢同志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几个历史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写道：“电报系用中央农工部名义，稿子拟好后由邓子恢同志托陈伯达（当时任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亲自送毛泽东同志审阅，陈很快在电话上告诉邓子恢同志说‘中央同意’了，遂于三月二十五日发出。电报发出后，邓子恢同志出国访问。”［2］（p5）《邓子恢传》对此事的记载大同小异：“电报由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处长李友九起草，邓子恢稍作修改，经谭震林、江华、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同志过目同意，并委托陈伯达送毛泽东审阅。陈伯达很快回电话说：‘主席同意’。”［13］

　　二是毛泽东和中央“不同意”说。在《陈伯达传》中写道：“记得有要求‘收缩合作社’一事。对此事，似乎毛主席当时是直接知道的。我不记得农村工作部给我打电话。记得，当时毛主席是不赞成此事的。”［14］陈伯达对此事的回忆显然与上述不同，作者特别标明这是陈伯达的原话。薄一波在回忆录中关于此事的追述令人思索：“据有关同志介绍，这份电报稿写成后，邓子恢同志曾委托陈伯达带回去呈请毛主席审阅。”［11］（p334）薄一波没有点明有关同志是谁，也没有明说毛泽东看见此文件是否同意，但引用了毛泽东1955年7月31日在报告中批评此文件未经中央同意的话：“浙江由于采取所谓‘坚决收缩’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53万个合作社中解散了1.5万个包括40万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经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11］（pp336～33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也有这段文字，在“也是不妥当的”之后，毛泽东还说：“并且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15］

　　按照历史学考证的基本方法，邓子恢3月25日的电报文件是否经陈伯达转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同意，当事人依次是邓子恢、陈伯达、毛泽东，在邓子恢、陈伯达当年均没有留下关于这件事的文字记载的情况下，毛泽东1955年7月31日大会讲话及下发的文件就成为原始资料，具有可信性，而且还有一些与会者佐证，如薄一波的回忆和陈伯达的口述。3月25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电报没有获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同意应该是事实。3月25日的电报既然在尾页注明“此报得谭震林、江华两同志同意”，如果毛泽东同意，邓子恢又是接到陈伯达电话后才发出电报，为什么不加上“经主席、谭震林、江华三人同意”呢？

　　以上疑点作为学术问题提出，以期实事求是地探寻历史真相。

　　［ 参 引 文 献 ］

　　［1］《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31页。

　　［2］《关于邓子恢同志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几个历史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8年第5期。

　　［3］《“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卷编写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6年试刊卷。

　　［4］《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大事记（征求意见稿）》，《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7年第1期。

　　［5］杜润生：《忆50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381页。

　　［6］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71页。

　　［7］杜润生：《对浙江当前合作化的一点建议》，《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6年第2期。

　　［8］《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41页。

　　［9］《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8～413页。

　　［10］《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138页。

　　［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329页。

　　［1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37页。

　　［13］《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85页。

　　［14］叶永烈：《陈伯达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