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标志着自鸦片战争以来百年屈辱外交的结束，中国外交开启了新纪元，掀开了新篇章。

60年来，新中国外交可谓波澜壮阔，可歌可泣，辉煌成就举世共睹，涌现出一批卓越的外交家，毛泽东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或代表之一。他是“当代伟大的国际战略家，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为我国外交战略的确立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1]

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一代伟人，毛泽东对国际形势高屋建瓴，对外交战略深谋远虑，外交风格气魄恢弘，令人叹为观止，这其中就包括了他的“诗歌外交”。

毛泽东诗歌与外交的密切关系

中国素有“诗言志”的悠久传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说：“诗以言志”，《尚书•尧典》道：“诗言志，歌永言”，《庄子•天下篇》言：“诗以道志”，《苟子•儒效》云：“《诗》言是其志也”。在这里，“诗”、“志”的具体含义有所不同，但皆主张，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外交史上，还曾出现过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外交形式——春秋时期吟诵《诗经》的“诗歌外交”。那时，有的使节在外交实践中，广泛运用《诗经》里的内容和语句，表达立场、关切、诉求，解决诸侯问争端。仅《左转》所记载的吟诵《诗经》的外交活动，就有28起，涉及63赋，吟诵《诗经》的“诗歌外交”在春秋时期外交中的地位可见一斑。[2]

堪称“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3]的“诗国盟主”[4]，毛泽东的诗歌必然与他的思想和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1945年9月，在重庆参加国共和谈的毛泽东接见戏剧界人士时，应邀给诗人徐迟题词，题的就是“诗言志”这三个字。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也说：“诗歌不仅仅是毛泽东生平的一件轶事。我的确相信它是了解毛泽东性格的关键之一。毛泽东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

他不是一本书读到老的人。他在这些简短诗歌里表达的思想，不受党的教条和辩证法的辞藻所拘束。他用简单的形式，表现生动而深刻的革命题材，是国内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的，也是世世代代的人都能够理解的。”[5]

无论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青年时代，还是“战地黄花分外香”、“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战争年代，也还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芙蓉国里尽朝晖”的革命建设时期，他的诗歌里都渗透着对世界形势、国际战略的思考和洞察。在现已公开发表的诗作里，青年毛泽东的第一篇诗作《五古•挽易昌陶》(1915年)中有句云：“列嶂菁且蒨，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反映了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关注和观察，也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中期的《念奴娇•昆仑》(1935年10月)更是以反对帝国主义为主题的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外交关系的开拓和发展，毛泽东的诗歌和外交关系愈加密切，大多数都有浓厚的国际背景，直接涉及外交方面的诗作占有相当比例。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除《七律•答友人》和《贺新郎•读史》两首之外，他的l0首诗词几乎全都涉及当时的外交理论和实践，贯穿着反对“帝、修、反”，特别是反对“修正主义”的背景意识。[6]

综观毛泽东的整个诗歌写作和外交历程，可以说，外交都是他诗歌创作的核心背景和重要内容之一，贯穿于其早、中、晚各时期的诗歌之中，形成了新中国外交史上闪耀着永恒光芒的毛泽东“诗歌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