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著作中，深刻分析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破产的历史必然性，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性选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马列主义已经确定地在中国人民中间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提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我们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打底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教育自己和全国的人民。这就是今天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10]

　　毛泽东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新中国成立后，正式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迫切需要。毛泽东对《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高度重视，亲自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了精心修改和校订，并为部分文章撰写了题记和注释。1951年10月、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一、第二、第三卷先后出版，第一卷第一次印行达106.6万册，第二、第三卷的首次印行都达到150万册以上。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讲话和论著，也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或以单行本面世。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毛泽东思想愈益成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为适应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53年4月23日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1953—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对全党集中学习“联共（布）党史”第9章至第12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部分著作作出了具体部署，“要求全党主要干部都能有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便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我国具体实际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11]10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53—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补充通知》，进一步明确了理论学习中应当参考的“关于中国经济的文献”，主要包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和周恩来《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等[12]，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更好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毛泽东在会议开幕词中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3]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规定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形式和方法，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完善，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为加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毛泽东在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了“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的任务。他指出：“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14]

　　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教育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在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15]6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党重新学习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16]。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和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