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第一次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辟了井冈山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取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毛泽东又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指出现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求“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2]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就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创举。毛泽东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经验。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设想过，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可以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的办法。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机会实践他们的设想。列宁在１９１８年和１９２１年两次提出“赎买”的主张，也都因得不到俄国资本家的合作而失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的东方大国取得了成功。这是因为，毛泽东与列宁处在很不相同的历史条件之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情况，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同苏联的情况很不一样：

　　――从历史上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解放战争中政治上大部分中立,一部分有影响的人士表现进步,拥护新民主主义，故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全国工商业界”的名义,作为十六个“团体代表”单位之一、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民主建国会作为十四个“党派代表”单位之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3]其代表人物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担任领导职务。[4]

　　――建国初期经营发生困难的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大都要依靠政府的支持，后来他们对于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的依赖程度愈来愈深，愈来愈广。在这一点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把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同原有的海外市场割开，把他们的许多原材料、零配件来源切断，把他们在海外的一部分资金冻结，这就促使他们依靠人民政府。

　　――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对民族工商业者的生产和收入都比较有利，他们的企业可以通过接受加工、订货、代销等方式维持和发展生产，可以从企业盈余中领取四分之一作为股息（通称“红利”）。

　　――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同政府发生过冲突甚至严重冲突，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加上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思想改造等运动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到不接受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的领导，采取对抗的态度，是没有出路的。

　　――１９５２年，中共中央按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有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１９５２年９月，毛泽东就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指出，土地改革完成标志着民主革命任务完成，接下来要向社会主义过渡。要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１０月初，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苏。受毛泽东委托，于１０月２０日致信斯大林，通报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行的设想，通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５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指出：“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党的任务是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5]６月２８日，毛泽东对有关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几个文件写了批语，作了修改。[6]６月３０日，毛泽东在接见青年团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的谈话中再次对总路线进行论述。他说：“党的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十五年。一年一小步，五年一大步，三个大步就差不多了。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7]８月，毛泽东在审改周恩来８月１１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结论中，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第一次作了正式的文字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8]

　　在总路线指引下，中国农村掀起社会主义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在一定时期内，国家按核定的私股股额付给私方（即民族工商业者）年息五厘作为“赎买”的代价。对他们说来，这样的政策比苏俄实行的没收的政策，有利得多。再者，对私方人员，还进行恰当的工作安排和政治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英雄有用武之地。所以，社会主义中国的资本家愿意接受“赎买”政策。

　　总之，形势的发展，国际的环境，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历史的和现实的教育，促使民族工商业者体认到，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也不错，所以他们愿意接受“赎买”政策，拥护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毛泽东就对其必然性和可能性作过透辟的论述。１９５３年７月２９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在过渡时期，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性质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相同的，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但实行的办法则有很多不同。列宁在１９１８年指出的这条路，我们实行了。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对资产阶级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现在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他们。使独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变为受限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大进攻，只有有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这五个条件，加上社会主义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才能这样搞。”[9]

　　必然性、必要性、可能性，还不是现实。要使发展的趋势变为现实，还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还要领导、引导、推动。这时，毛泽东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成功地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向高潮。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２９日，毛泽东邀集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他在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论述这个问题，希望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具体阐述了我们的和平赎买政策。他说：“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十五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这部分利润，是工人生产的利润中间分给私人的部分，有说一年四五个亿的，有说没有这么多的，大概是一年几个亿吧，十年就是几十个亿。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么一种政策。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二十五亿元，商业方面有八亿元，合计是三十三亿元。我想，如果十五年再加恢复时期三年共十八年，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一九四九年对官僚资本那样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十五年、十八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办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统地安排好。……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合作的政策，他们的政治权利是已经有的，将来阶级成分变了，不是资本家了，变成工人就更好了，因为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吃香嘛。……你们想当工人阶级有没有希望呢？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开一张支票给你们。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把个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了，社会上就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整个民族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更有前途，更有发展希望。”[10]

　　１１月，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举行会议，学习毛主席讲话，陈云、陈毅到会上做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会议发表《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工商界认清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稍后，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会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个别合营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１９５６年１月１０日，北京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被批准为公私合营。１月１５日下午，北京市各界二十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此后，天津、西安、沈阳、重庆、武汉、广州、上海等大城市也先后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到１月底全国有１１８个大中城市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１９５６年底，私营工业人数的９９％，私营商业人数的８５％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就这样，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完全以和平方式有秩序地实现了社会主义运动中先进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以“赎买”方法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虽然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不很适当，但应该看到，这个方法确实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巨大成功。今后人类历史在遇到类似情况时，后来者也许会比中国共产党人做得更完善，但是中国的这个经验无疑表现了在艰辛探索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巨大智慧和创造性。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以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作出结论说：“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胡乔木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而作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中国在五十年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八十年代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这两座里程碑。”并指出：“改革开放事业是５０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真正的续篇。”[11]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又正视现实，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进行分析，指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据此，毛泽东提出一个重要的论断：“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并明确提出可以实行“新经济政策”。还阐述了若干重要的政策、方针：上海的地下工厂“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12]虽然后来没有朝着这个趋向发展，但他的这些思想给人有益的启示，而若干年后改革开放的实践，恰恰印证了他的这些思想的价值。

　　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作用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确立社会主义经济根本制度之外，扼要地说，还有以下六个重要的方面：

　　一、毛泽东在实行“第二次结合”、艰辛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进行理论创造。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论十大关系》等著作，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性思考，具有警戒的意义，不乏有益的启示。

　　二、毛泽东领导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主持制定的《共同纲领》（１９４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１９５４），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苏联那样的两院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不是苏联那样的一党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是苏联那样的联邦制），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保证。

　　三、毛泽东制订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又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纠正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贯彻执行总路线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制订了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六十年代前期制订的八个条例：《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商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教育工作条例草案》（共三个，分别简称《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科学工作条例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文艺工作条例草案》（简称《文艺八条》），使得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都有了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章程”。这些“章程”，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直具有指导作用。　 

　　四、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到按农轻重为序，毛泽东探索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培养了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为改革开放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五、毛泽东制定了繁荣文化、发展科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都取得巨大发展。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国防科技事业的成就，打破了霸权主义的“核垄断”，使中国跻身于核大国和航天大国的行列。

　　六、在毛泽东领导下，从倡导、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我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和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在毛泽东时代，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突破了中美之间长期对抗的局面，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政治大国的地位。到１９７６年毛泽东逝世时，我国同１１０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毛泽东打开的外交新局面，为我国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总而言之，毛泽东虽然没有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在探索、实践“第二次结合”的过程中也产生过不少失误，遭遇到许多挫折，甚至犯了全局性的错误，但他领导建立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思想理论和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个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毛泽东领导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已经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分两步走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蓝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方向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目标。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探索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理论创造，固然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探索过程中的重大失误和严重挫折，其深刻的经验教训，也给予后来者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不可缺少的宝贵的启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正是在毛泽东奠定的基业之上，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作用是永垂不朽的。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说：“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途和制度基础。”这一精辟论述，是对毛泽东进行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基础的伟大功绩做出的历史结论。

说明：此文发表于《高校理论战线》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题目改为：《和平赎买的历史必然性与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