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理想方面，既要继续加强每个公民的个人权益，又必须保持高度的公共利益／社会福利责任感。若中国在发展社会福利的同时能够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反过来也能为各福利国家提供有益经验。

　　1978年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转变，使中国实现了“经济国家”使命，并借助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成就。但目前面临的重大社会课题（包括社会公平、政府结构及其经济职能蜕变等）亟须深入研究，国家总体公共政策正面临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更高阶段的新的转折。经济仍然是不能取代的重要基础，但各项政策规划需要尽快向社会经济平衡发展模式转变。

　　去政治化之后遭遇去经济化

　　通过与西方福利国家以及所谓“战争国家”（如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等相比较，笔者曾界定了一个“经济国家”的总体公共政策模式，并对中国的案例进行了具体分析。最初建立的计划型社会主义国家，需代表全民管理公有制经济，而社会福利及其他社会事务，可由公有制经济单位来承担。这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安排截然不同，因为后者通常不直接负责经济尤其是企业管理，而主要承担社会福利等事务（称为福利国家）。前者的经济部门在国家政府中占了压倒优势，这在福利国家政府中是看不到的。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折腾，经济国家的政治化极大地阻碍了其经济管理功能的实现，又不像福利国家那样有强大的私营经济支撑，因而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定不过是还经济国家之本来面貌，即经济国家的去政治化，是“拨乱反正”。

　　回首30年，中国的改革意味着什么？首先当然是举世瞩目的经济成果。但按照上面的理解，经济成果首先要归功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国家总体公共政策之实现，而改革只是寻求发展的策略与手段。换言之，经济国家的结构功能及其经济基础在去政治化后，若在原有框架内靠科学发展改善管理体制（如宏观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生产力也可能有所提高（经济国家加上其高积累的政策，本来就积蓄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潜力）。

　　但中国的经济改革毕竟是一场革命，而非在原有体制下的改良。这场革命让刚去政治化而获得新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国家在结构功能方面马上遭遇了一个去经济化的过程（如关并许多经济职能部门）。给企业自主权、利改税、宏观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法措施倒不是引起争论的焦点；这些年最令人关注的还是一些涉及基本原则和价值观的问题。作为加速消除普遍贫穷、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一个策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一个大胆举措。

　　但是，这部分人如何致富，追求致富（巨富、暴富而非指小康之富）时还有无社会责任，国家如何实行目标管理并提供全民保障，以及要让部分人富到何种程度才开始重提共同富裕并找出妥善解决办法，对此，公共政策并未提供满意的答案。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如惩治腐败），并不能从制度上彻底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环保和安全等问题。具有远见的改革当然十分不易也至关重要，但若不认真研究其中失误，对改革的真正成功并无裨益。如改革期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公有资产的流失，以及国家集体并未作为重要投资者获得相应回报以造福公众，尤其是弥补弱势群体的权益损失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