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瞭望》文章：县权公开的“睢宁样本”（2010年10月16日　 瞭望新闻周刊）

　　睢宁的做法就是公开加监督。实实在在的公开加上行之有效的监督，就是民主

　　两年前，江苏省睢宁县头上顶着几顶帽子：省信访重点管理县、省重点帮扶县、省达小康特别困难县。睢宁的工业总量、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主要指标均排到了江苏末位，人口大县、农业弱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便是睢宁的标签。

　　而两年后的今日，睢宁全县信访量大幅下降，今年1～8月份，进京、赴省信访量同比下降57%、52%，睢宁由信访管理重点县变成了信访管理先进县；今年1～8月份，在徐州市统计局列统的17项主要经济指标中，睢宁有10项指标增幅位居全市第一。

　　转变的核心动力，来自于睢宁县2008年4月以来实行的以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为核心的一系列探索创新。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催化出的经济变革，已经在睢宁生动展现。

　　从“自我削权”和严管干部起步

　　两年前的睢宁，与经济落后相伴生的，是睢宁浮躁的官风和强悍的民风。一方面，睢宁的干部作风漂浮，不团结、好内讧；另一方面，群众不满意，矛盾重，上访多，“人民来信之乡”一度成为睢宁的代名词。

　　“当时的情况是群众埋怨干部，对干部充满怨气，县委县政府常常被上访群众围堵”。2007年1月发生的一起上访事件至今让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记忆犹新。“睢宁县委县政府大院三面环河、一面是大门。当时单位没有食堂，一旦被上访群众堵住大门，全体工作人员就无饭可吃。那次堵了11个小时，到了晚上，所有人饿得嗷嗷叫，打电话要了一批盒饭，上访群众不让送进门。当时想了个办法，将盒饭系上绳子，从大楼后面结冰的河面上偷偷地拉过来。”

　　王天琦回忆道：“那段时间，我内心很煎熬。这一事件浓缩了当时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弊端，一些积弊太深、太久，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2008年4月，王天琦就任睢宁县委书记，一场以自我限权与严管干部为起点的变革，也随之拉开序幕。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自我限权’，从制度入手，防止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王天琦说：“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是一项非常重要、备受关注的权力。在以往的制度设计中，往往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官员就代表着一个地方的公众利益，决定了一个地方的发展命脉，群众意愿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往往被忽略。我们就从这里开刀。”

　　2008年5月，睢宁县出台《对重要项目、重点工程、重大资金使用实行议决权和否决权分离的意见》，建立了议决权和否决权分离制衡的制度。重大事项由相关职能部门提出方案，政府常务会议决。经政府常务会议决通过后，交由县委常委会审议，县委常委会行使否决权，如果审议不通过，打回相关职能部门重新制定方案，县委常委会只保留否决权，而不参与方案的修订。这样，政府常务会议决，县委常委会否决，相互限制又相互协调，有效地限制了不当用权。

　　王天琦说：“自我限权，绝不是一个人的主观决定，而是先把制度建立起来，用制度约束自己的权力。否则，只会人走政息，不能持续，变成‘一招鲜’。”

　　睢宁县随之出台的一项措施，是推行行政审批中心“一站式”服务、“一表制”审批、“一费制”收费，使行政审批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得到了有效限制。行政审批事项由原来的434个减少到89个，审批环节由过去平均8个减少到3个，审批时限由原来的13个工作日减少到3.16个工作日。“这么做的目的是规范领导干部自由裁量权,建立了权力边界，让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所有干部做好事的能力得到增强、谋私利的空间大大缩小。”王天琦表示。

　　对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使县委的权力得到了限制；行政审批改革的推进，使部门的行政审批权力得到了规范。所有这些，相当于初步架构了科学、有效的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机制。然而，这种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机制要达到应有的目的，还需要“人”来落实。

　　对于干部的管理，睢宁县以“禁酒”这个小切口入手。

　　2008年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睢宁禁酒令生效，全县实行工作日中午禁酒，绝无例外。当时的睢宁，许多人对“绝无例外”这四个字体会得还不深，结果不到一年时间，18名干部因违反禁酒令被处理。这里有一般干部，也有局长、镇长，其中那位镇长是到邻县请客商吃饭时，自己喝了一瓶啤酒。

　　绝无例外的禁酒令，管住了睢宁干部的嘴，对那些“手”不老实的干部，睢宁更是如此。2008年5月份，睢宁在全县“勤政肃贪”，不久，就连续查办了8个科级干部，其中有交通局局长和供电局副局长。2008年以来，全县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326件，其中科级干部17件。

　　睢宁的不少干部觉得规矩上身了，压力大了，不如过去舒服了。王天琦说：“这是一个好现象，‘干部不好过，群众才好过’。”自2008年以来，县委县政府以往经常被围堵的大门一直畅通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