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主席请示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以后，少奇同志很慎重，说：我们这个会对形势的估计，解决问题的办法，确实与“七千人大会”有所不同。主席在外地，这个会没有参加，我们大家同意的这些新的意见，需要送给他看，征得他的同意。他同意了，我们就发；他不同意，我们再议，再讨论。大家都赞成少奇同志的意见。

　　那时，毛主席在武汉。3月16日，少奇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就从北京飞到武汉，带去了文件。17日，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汇报以后，少奇同志他们就回来了。回来的当天晚上，少奇同志给我打电话，说：文件送给主席看了，口头上也向他汇报了，主席同意我们的意见，主席同意了。电话里听得出来，少奇同志非常高兴。他要我明天到他那里去，对这个批语再斟酌一下。

　　原来《指示》里有这样的话：对陈云同志等三人的报告进行讨论时，有些部门、有些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少奇同志说：对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是不是要把彭真同志的名字写上？我说：这样恐怕不好吧，不加为好。少奇同志说：好，不加。这样，3月18日，这个《指示》就发出去了。

　　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就在讨论、确定要转发国务院会上陈云等三人报告的时候，中央常委提出：现在看来有必要重新成立中央财经小组。3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财经小组组长由富春同志担任，成员有陈云同志、周总理和其他一些人。

　　我们这些集中在钓鱼台的秀才平时议论，形成了一种看法：经济工作需要组织一个司令部，司令员最好是陈云同志，政委最好是小平同志。听说现在要成立财经小组，由富春同志当组长，大家认为还是陈云同志当组长好。我当然也非常赞成这种意见。大家就鼓动：你去提意见啊，你代表我们去提啊。他们要我去向少奇同志反映这个意见。

　　为慎重起见，我先去找康生商量，看可以不可以去提。那天怎么也找不到康生。于是只好找陈伯达。电话打过去，陈伯达要我立即到他那里去。我把秀才们的意见说了。他表示完全赞成，说：你现在就去找少奇同志，我给你打电话联系。说着，陈伯达就拿起电话来，那时已经快晚上10点钟了。王光美同志接的电话。陈伯达说：邓力群同志找少奇同志，有点意见要反映，是否现在能够就去？王光美同志问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说：可以来，现在就来。

　　当天晚上，我到少奇同志那里把意见讲了。我说这些话是代表大家的意见。当时，我很激动，说：搞不好，我们可能还要陷入更大的困难。说着说着，我掉了泪。我说：对富春同志，我一向很尊敬，但根据以往的观察，还是由陈云同志来当组长好。少奇同志赞成我的建议，对我表示鼓励。

　　第二天，少奇同志即找陈云同志谈话。开始陈云同志不愿意，理由是：富春同志当组长合适，自己作为一个成员，也不妨碍把意见讲出来，这样与富春同志的关系好处。后来，周总理告诉我，少奇同志当时跟陈云同志说：我支持你，一直支持你到底。周总理说：没想到少奇同志下这么大的决心。

　　4月19日，经刘少奇提议，中央决定，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为成员。

　　选编《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

　　决定由陈云同志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以后，少奇同志出了一个主意：你们去把陈云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意见选编一下，印发给大家学习参考。政治局会议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

　　会后，少奇同志让我负责这件事。秀才们都很积极，选编了十几篇陈云同志解放后至1961年以前的文章和讲话，都是同当前工作关系比较密切的。先起了一个总题目，叫“陈云论经济工作”。何均表示异议，他说：“七千人大会”已经发了一个《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现在又来一个“陈云同志论经济建设”，把陈、毛并列，两论并提，不好。这样，就改成《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

　　在选编的过程中，我们找了周太和同志。他当时是陈云同志的秘书。周太和同志回话说，把中央选编陈云同志关于经济工作文章、讲话的决定报告了陈云同志，他不赞成。我把陈云同志的意见又向少奇同志报告。少奇同志说：印发的份数少一点，只印发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各同志和财经小组成员。这样，总算编成了。文章和讲话一共15篇，大概10来万字。另外搞了一个提要，大约1万多字。共印了30份，于1962年4月17日发出。

　　4月16日，少奇同志专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这个材料，毛主席看了没有，搞不清楚。一直到这年的七八月间，在北戴河，田家英到毛主席办公室去，看到还摆在桌子上。其时，陈云同志已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田家英对毛主席的机要秘书说，把那份东西撤下来吧。

　　陈云在第一次中央财经小组会上的讲话

　　1962年3月7日，召开第一次中央财经小组会议，陈云同志在会上讲话，我记录、整理。

　　陈云同志讲了七个问题，着重讲的是计划(长远计划、年度计划)和平衡问题。他讲：自己多年负责管计划工作，在计划工作方面主要抓两个要点，第一个是基本建设规模的大小，第二个是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他说：基本建设投资和劳动力这两条管住了，计划大体上也就管住了，就不至于出乱子。

　　关于基本建设，他强调综合平衡，认为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他说，建设规模的大小，不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我们现有的物资、材料。他说，在财经委员会的时候，采取的办法就是“砍”，“砍”到国家财力、物力特别是农业生产所能承担的程度才定下来。　

　　至于按什么“线”搞平衡，陈云同志主张短线平衡。他说，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在这方面，这几年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一定要从短线出发搞综合平衡，这样做，生产就能协调，生产出来的东西就能够配套。配了套才能做大事情，不配套就只是一堆半成品，浪费资金。针对有些人说他的综合平衡是消极的平衡，陈云同志说：我与那些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搞长线平衡，我是搞短线平衡。这个短线也不是只考虑现有材料和物资，而是考虑了各种可能的因素：能增产多少，能动用库存多少，能从外国进口多少，等等。这已经考虑到各种可能性了，因此它才是一种可估的平衡，也就是一种可能实现的平衡，所以不能叫做消极的平衡，而是积极的平衡。

　　关于掌握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陈云同志说：每年大家都要求增加人，我卡得很紧。人进来容易，出去很困难。进来了，就得发工资，供应吃、穿、日用品。因此就要考虑多发钞票，而后又要考虑能否买到等量的物品，购买力同我们库存商品的供应能否平衡。职工总数不仅是生产单位增加的职工，还包括基建规模扩大增加的职工，他们的工资、待遇很多都可转化为购买力。所以，职工总数和工资总额所形成的购买力，同我们商品供应的实际情况能否平衡十分重要。能够平衡，物价才能稳定，不能平衡，物价一定会发生波动。

　　陈云同志的这次讲话不长，但抓住了要领，即所谓抓住了牛鼻子。过去的、后来的经验，都证明他这篇讲话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他的办法是切实有效的。他的这篇讲话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周总理出席了这次会议。在陈云同志讲到“今年的年度计划要做相当的调整，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伤筋动骨’”时，周总理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关于以农轻重为序的指导思想 

　　说到这里，要讲一讲关于制订国民经济计划、发展国民经济应该以农、轻、重为序的指导思想问题。这是毛主席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创造。

　　(一)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关系的思想

　　早在1956年春天，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他指出，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还说：注重农业、轻工业，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采取这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二)毛主席提出“以农业为基础”

　　大约是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1958年5月5~23日)前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上，我记得很清楚，讲到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时，传达毛主席的话说，我们的工农关系要以农业为基础。参加这次书记处会议的有周总理，他当时说：恐怕还要加一句，以工业为主导。后来，对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就形成了比较规范的两句话：“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三)毛主席提出以农轻重为序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上旬庐山会议前期，毛主席着意纠“左”。他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指出经济工作还是要搞综合平衡的同时，提出计划安排要以农轻重为序。他说：过去计划安排以重、轻、农为序，证明是不正确的。现在要改为以农、轻、重为序，重工业要为农业、轻工业服务。

　　毛主席讲了这一重要指导思想以后，叫陈伯达通过《红旗》杂志编选了一个《马克思论农业为基础》的材料。

　　(四)陈云探索怎样以农轻重为序

　　毛主席关于以农轻重为序的指导思想传达以后，很多经济部门及其领导干部都照本宣科传达、宣讲了一遍。但究竟如何实现农、轻、重为序，没有什么具体的路数。只有陈云同志与众不同。

　　在毛主席讲了要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工作以后，陈云同志用了几年时间在中南几个省进行经济调查，解决怎样以农、轻、重为序的问题。

　　关于调查的情况，我听说是这样的：

　　陈云同志主要到湖南、河南两省调查，着重调查一个问题，即城市与农村人口的粮食分配问题。

　　陈云同志首先问：以农业为基础，就是以一半为基础。全年全省粮食生产总量是多少?农民口粮、牲口用粮以及种子粮一共需要多少？扣除这些以后，农村中真正剩余的粮食，即可供城市人口吃用的粮食究竟有多少？然后他再问：河南全省人口，包括城市人口，究竟有多少？包括副食品在内，需要多少粮食？这样一算账，河南城市人口所需要的粮食远远超过农村所能供应的水平。怎么办呢？一个办法是降低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水平。那几年城里人也出现浮肿病，就是这种做法的结果。另一个办法是加重农民的负担，即从农民口粮、饲料粮、种子粮中挤出一部分去供应城市人口，那样势必造成农村人瘦、地瘦、牲口瘦。这两个办法都不是办法。陈云同志提出，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减少城市人口，让他们下乡。就当时中国的生产力而言，这些人起码可以种几亩地，自己管住自己这张嘴巴，不会增加别人的负担。这样，陈云同志1961年5月31日在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一个建议：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第一次提出是减少700万人。实际上最后减少了2000万人。

　　陈云同志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搞清楚怎样以农轻重为序，寻找到了出路和办法，把实际工作与理论结合起来了。后来，周总理作关于1962年计划调整的讲话，就是陈云同志这个思路的发展。 (摘自《百年潮》2012年第3期，全文约83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