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共产党执政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以求发展的道路称为中国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以中国来命名，是因为中国既是这条道路的开辟者，又是这条道路最典型的实践者。这条道路从逻辑上来讲，会经过三个发展阶段：市场复活阶段，民生危机阶段，以及和谐社会阶段。复活市场是为了发展经济，但企业和政府收入占GDP份额的同时上升又会导致劳动者消费占GDP比例的下降，导致民生危机，从而催生出建设和谐社会的需求。共产党执政的其他国家，或者还没有完成市场复活阶段，例如朝鲜、古巴；或者进入了民生危机阶段，但还没有进入和谐社会阶段，例如越南。中国则完整地经历了全部三个时期：从1978年到1992年是市场复活阶段；从1992年到2002年是民生危机阶段；从2002年到现在则是和谐社会阶段。由于中国已经是这条道路上走得最远因而经验最丰富的国家，所以我们在分析这条道路的前途时并没有直接的经验可以借鉴。这里笔者尝试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自身的特点，从理论上分析中国道路的第四个时期的几种可能性。
结合国际上其他国家转型的经验来看，笔者认为，中国道路面临的各种挑战如果处理不好，会导致两种可能的不利前途。而如果政府能够避免重大的失误，实行制度创新，则可以在国内成功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在国际上实现和平崛起。
一、资本获得政改主动权后经形式民主过渡到威权政府
在苏联、东欧等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中，一开始是支持形式民主的力量在塑造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占了上风，随后在政治形式民主化的同时，发生了高强度的国有资产私有化、野蛮的原始积累，劳动者的生存条件急剧恶化。丧失生活保障的劳动者则合乎逻辑地把选票投给主张限制资本的左翼政党。而右翼资产阶级又不愿拱手让出政权，因此在选举民主不能保障自己的积累条件和政治统治时，他们极有可能转向暴力并倾向于直接的军事专政。在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的改革中，劳动者脆弱的生活条件越是难于维持，自由主义改革导向威权政府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一倾向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表现得最为清楚。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众的生活水平急剧倒退，其结果是议会选举中左翼政党获得的支持急剧增加。到1992年10月，即苏联剧变一年左右的时间，继续支持休克疗法的选民减少到了20%。此时的议会主席是中派，并试图与共产党、民族主义者组成联合反对派。1996年总统选举前的民意调查中，共产党候选人久加诺夫以21%的支持率领跑，而叶利钦只得到了8%的支持率。1992年的议会状况和1996年的总统选举都对资本寡头的统治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其结果是1993年坦克炮击议会所在地白宫，议会被强行解散，以及1996年3月叶利钦开始着手准备取消总统选举。威权政府只是因为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提醒军队可能分裂才没有最终出现。[1]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表现出的向威权政治转变的强烈倾向是不容否定的。
当前中国也有势力在推动走前苏联资产阶级自由化、民主化的道路。其理论表现之一就是鼓吹“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派主张的形式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一种形式。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形式民主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并对其进行了毫不含糊的揭露和批判。形式民主虽然赋予所有社会成员以无差别的选举权，但并不触动他们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别。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治、文化产品的生产资料，掌握着电视台、门户网站、报纸、出版社、印刷厂等大众传媒机构，极易对选举结果发挥决定性影响。因此“普世”学说的实现将导致资本集团对政改的支配。
当前资本力量在和谐社会阶段的不满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资本的积累条件仍然不由自己掌握，而是受国家的较大限制。另一方面，资本提高利润率的愿望被和谐社会保障劳动者生存条件的要求所遏制。如果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政权，那么资本将既能够自己把握积累条件，又能够摆脱和谐社会在劳动合同、最低工资、工作条件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可见资本作为一个整体有相当强的动机推进政治自由化。
具体来说，一旦资本集团在政治上得势，一些关键性的战略企业，例如金融、能源、通信、交通、粮食流通等领域的企业将被私有化，规模极庞大、领域极有利可图的国有资产和国有垄断部门将成为资本（尤其是大资本）的猎物和狩猎场。私有化的结果会是相关产品价格的迅速上涨，以及相应的劳动者日常生活成本的急剧上升。中国的粮食、移动通信、铁路交通等价格都只有美国的1/5左右，私有化后与国际价格接轨将极有利可图，因此价格的暴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与此同时，资本集团将大大弱化国家财政能力，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减税将成为财政变革的主题。和谐社会年代很大程度上通过增加国家财力、加大社会建设支出建立起来的劳动者的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将因为失去资金支持而日益陷入困境并最终崩溃。最后，以经济发展为合法性重要来源之一的国家转化为形式民主国家之后，经济增长不再成为一种强制性的任务。加之原来完成这一任务的金融、财政、土地等手段或削弱、或消失，宏观经济的增长失速甚至衰退都是很可能的，而总体经济状况的恶化自然会极大影响普通社会成员的生活状况。所有这些因素和逻辑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得苏联解体后最初几年内的政治进程极有可能在中国再现。
由于中国劳动者在和谐社会阶段获得的生活条件的保障水平远较苏联劳动者为低，因此如果类似幅度的生活水平的下降出现在中国的话，中国劳动者生存条件的恶化也会比苏联解体时期更可怕。相应地，左翼政治力量会得到选举中民意更强大的支持。这种情况给资本家带来的恐惧会导致发生比叶利钦炮击议会、试图取消总统选举更极端的举动。
二、“支配者过度积累”引发社会动荡
领导集团在没有外界威胁的情况下，周期性地出现因成员追求过度积累而导致社会动荡的“集体无理性”症状，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现象。
“支配者过度积累”定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为马克思所总结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即工人状况随资本积累而恶化的规律。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单个资本家不断采用新技术，购置新设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结果，相对于资本增殖的需要，工人人口总是增长过快，于是产业后备军越来越多，工人也越来越贫困。同封建时代地富官僚过度榨取导致社会两极化一样，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由于竞争的强制性而不得不进行的过度积累也有使社会两极化的趋势。二战后，由于战后社会主义阵营存在造成的对西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的压力，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自己的不懈斗争，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的生活水准大幅提高，社会两极化的趋势被逆转。维克多·李普特（Victor Lippit）运用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解释了这种相反的趋势。他把“那些直接显著的限制资本积累的制度”同“那些仅仅间接联系的制度”区别开来，称前者为“积累的社会结构”。他认为美国战后黄金时期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包括五个方面：资本—劳动妥协，美国帝国，资本—社会妥协，减少资本内部的竞争，以及战后金融体系。[2]也就是说，在内外压力下，当时的美国资产阶级或被动、或主动地进行了自我限制，在发财致富欲望的实现方面避免了走极端。然而，与内在于资本家本性中的发财欲望比起来，对这种愿望的限制却需要特殊的条件：外部的社会主义压力和内部的工人反抗。当这些条件消失的时候，像中国历史上地富官僚忘掉上一王朝的教训一样，“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就会显示出自己的必然性。“支配者过度积累”规律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必然性中一个关键的环节。
在中国道路上，“支配者过度积累”规律也可能起作用。国家想要保持稳定，就必须抑制过度榨取的倾向而保障劳动者的生存条件。如果这种抑制的努力没有战胜过度榨取的倾向，中国道路就会折戟于恶性通货膨胀。为什么“支配者过度积累”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呢？
这是因为，和谐时代试图保持劳动者生活条件的经济努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支出以保障民生，一方面是进行巨额的投资以保证经济增长。第一方面是用财政资金直接投入劳动者的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领域的方式，使得他们的生活的各环节不致直接断裂。第二方面是将资源投入生产领域以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通过繁荣的经济和广泛的就业机会间接保证劳动者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例如，中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1994年就一直高于GDP增速，2010年更达到8.3万亿元，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超过了20%。然而这种努力越是成功，掌握在国家手中的资源越多，腐败分子上下其手以自肥的诱惑和机会就越大、就越多。越来越庞大的民生和经济增长需要使得公共资源的规模越来越大，当腐败官员从中窃取的数额增加时，会反过来使得公共资金的需求规模变得更大。国家控制着的财政、央企、土地、金融这四个渠道将成为这种加速增长的资金需求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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