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奏》、《决战》、《新路》的党史观及其批露的重大史实细节

　　最近出版的图文版“历史转折三部曲”(包括《前奏》、《决战》、《新路》)，是“1975-1982年伟大历史转折”课题组的重要阶段性成果。从1975年至1982年这八年，即“文化大革命”后期至中共十二大期间，党和人民为改变中国命运与前途进行了波澜壮阔的斗争与开拓创新的努力。为全景式地展现这一丰富宏大的历史场面，“历史转折三部曲”使用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既引用领袖人物的文集、年谱、传记等重要著作，又取自权威的档案资料，包括在此期间主要会议的简报、领导人的讲话、谈话记录等，其中有些史料属首次披露。

　　“伟大历史转折”不是突然实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概括为“前奏”、“决战”、“新路”三个阶段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里程碑的“伟大转折”是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那么，这个伟大转折是如何实现的？它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历史转折三部曲”用大量的材料，辩证的分析，富有说服力地论证了：这一历史转折的实现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是历史转折的前奏；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为历史转折创造了前提；此后的两年为历史转折作了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转折；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客观地叙述和评价从1975年整顿到1982年十二大召开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全面总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胜“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灾难，实行改革开放，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宝贵经验，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

　　《前奏》对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解答

　  《前奏：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整顿》是“历史转折三部曲”第一部，主要阐述了以下几个重要观点。

　　其一，1975年进行的整顿还不是“全面整顿”。本书指出，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的第一阶段是重点整顿阶段，也可以说是整顿的试点阶段。这一阶段以铁路整顿为突破口，接着转入国防科技和钢铁的重点整顿。1975年7月，邓小平抓住毛泽东关于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和决策，把整顿从经济部门引导到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1975年整顿由此进入第二阶段。从7月起，文艺的调整、军队的整顿、教育的整顿、科技的整顿、国防工业的整顿、地方的整顿、农业的整顿先后展开，并取得成绩。邓小平在整顿向面上铺开和引向深入的基础上，决心乘胜前进，提出“党也要整顿”，部署在1975年冬至1976年春进行以整党为核心的“全面整顿”。就在1975年冬准备进入整顿的第三阶段即“全面整顿”之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以整党为核心的“全面整顿”未及展开，1975年整顿被迫中断。本书通过事实和分析有力地说明：通常所说1975年进行的“全面整顿”是不够确切的。

　　其二，从毛泽东、邓小平的分歧看1975年整顿中断的原因。本书叙述了1975年整顿突然中断的历史经过，并具体分析了中断的原因，指出：“1975年整顿在它深入到科技、教育领域时遭到批判而中断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整顿的指导思想上，从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上，邓小平和毛泽东既有契合、一致的方面，也有矛盾、不同的方面。”书中还从三个层面分析了毛邓的分歧：在实践层面上，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路线层面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理论层面上，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差异。

　　其三，1975年整顿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具有怎样的历史地位。本书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观点作了补充，指出：在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并没有完全中断，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包括整顿中邓小平主持或指导起草的一系列文件和指示，特别是《论总纲》、《工业二十条》、《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等三个著名文件，正是对“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发展与积累起来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的运用和发展。这种探索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作了更为直接的准备。

　　《决战》阐述了如何认识和评价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在粉碎“四人帮”中的历史作用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决战——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是“历史转折三部曲”的第二部，在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指导下，主要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其一，怎样认识和评价华国锋、叶剑英和李先念、汪东兴等一些重要人物对粉碎“四人帮”的历史作用？书中指出，粉碎“四人帮”宣告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时期的结束，“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开始。本书在肯定华国锋、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的决定作用和李先念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指出汪东兴也是一个重要人物，发挥了共同策划和组织实施的重要作用。

　　其二，对“四五运动”是不是党领导下发生这一问题作了分析。本书指出, “四五运动”的发生同党的领导密切相关，是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与影响下发生的伟大革命运动。在组织上，由于“四人帮”的破坏作用，当时的党中央不仅没有领导这场抗议运动，反而错误地压制、镇压了这场抗议运动。但在政治上、思想上，这场抗议运动没有脱离党的领导，广大干部群众始终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四个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民主为目标，遵循党的路线、方针来开展运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在思想上、政治上领导了这场抗议运动。

　　其三，对粉碎“四人帮”“是否合法？是不是一场政变”的问题做出回答。本书认为，政变是指用非法的或非正常的手段打倒执政者，推翻现有政权。而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和叶剑英、李先念团结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之后又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通报此事，作出决定。因此,是完全合法的,并不是发动了一场政变,而是制止了“四人帮”图谋发动的政变，粉碎了“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身为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在决策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等待华国锋首先下决心。华国锋委托李先念找他谋划以后，他才积极参与。如果叶剑英首先提出、主持解决“四人帮”的话，会造成“军事政变”这样一种影响。粉碎“四人帮”后，党内外一些领导人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工作，叶剑英总是婉言谢绝，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吗？

　　《新路》全面地叙述了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过程，对理论务虚会作出了历史的评价

　　《新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是历史转折三部曲的第三部，在1998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1976-1981年的中国》基础上，按研究的新进展重写，增加了不少新内容：一、全面地叙述了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过程。其中华国锋1977年1月6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政治局关于邓小平复出的决定，这个决定落实的一些情况，以及根据上述史实指出华国锋只是拖延而没有阻挠邓小平复出，都是以前所没有讲清楚说明白的。二、对派高级代表团出访港澳、日本、西欧等的情况及其对改革开放的作用，作了翔实的叙述和客观的评论。三、对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来龙去脉、重要内容等作了比较全面具体的叙述和评论。四、对理论务虚会不仅作了翔实的叙述，而且作出了历史的评价。五、对国务院务虚会，依据档案作了新的全面系统的叙述和评论。六、对1982年宪法的修订过程及其内容作了具体介绍。七、较为详细地叙述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起草过程和《历史决议》起草和通过的过程。读者从中可以加深对实现历史转折和打开新路这段历史的认识，加深对邓小平在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作用的认识和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此外，《新路》还指出，这六年的历史可分两个阶段：粉碎“四人帮”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两年，是初步拨乱反正，为历史转折作准备的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二大这四年，是实现历史转折、打开新路的阶段，也是颇有新意的。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程中原 《北京日报》2010年10月4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