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49年以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3年的巩固政权和经济恢复，中国共产党认为具备了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于是从1953年开始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过渡，果不其然，到1956年底就顺利地实现了这个过渡，由此形成了一个在经济上的“全能型政府”。关于过渡的原因和条件，简单地说，除了观念上的因素外，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而国内落后的经济和众多的人口，使得提高积累率和保持社会稳定成为加速工业化的两个基本前提。在这样的条件下，强大的政府自然要选择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而这种模式与中国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过渡目标相结合，就走上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道路。

　　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从“一五计划”后期到改革开放以前，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唯一的决策者和实施人的角色，承担了全部的责任。由此导致了经济运行中的“投资饥渴症”和资源约束型的经济波动。由于政府是工业化的唯一决策人和监督实施者，而信息不足和管理能力有限，则限制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提高了监督实施的成本。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突破单一公有制的框架，因此只能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利分配上动脑筋，结果却陷入“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统”的怪圈。

　  从1949年到1978年，尽管政府的政治动员能力很强，各级官吏非常清廉，并且从上到下都非常热衷于快速推进工业化，但是政治上的民主化进展速度却与经济上的公有化速度存在很大差距。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管理没有民主制度作保障，缺乏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工业化因此受到毛泽东等国家主要领导人个人偏好的严重影响。虽然在较短的时间里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却也付出了波动大、结构失衡和资源浪费严重的代价。

　　应该说，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看到了因经济权力过于集中在政府而出现的“政府失灵”问题，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但是，党内对此却存在两种认识，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将“政府失灵”视为“官僚主义”的产物，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还是新生事物，尚未成熟和完善，因此认为这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是能够克服的。例如毛泽东多次批评计划脱离实际的问题，批评官僚主义忽视人民疾苦和压制人民群众积极性问题。为此，他几乎不间断地进行“整风”运动，开展经济建设方面的群众运动，实行“权力下放”。但是，毛泽东的这种探索和整顿，因单一公有制的制约（“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而失败。另一种认识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为代表，他们除了强调官僚主义的因素外，还认为与体制有关，主张引入市场调节作为补充，特别是在农村，不妨实行将权力下放给农民的“包产到户”。就政府的经济职能来说，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李富春提出的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978年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来说，一开始是对政府干预经济范围和力度过度化的修正。这种修正是由于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和诱导：一是开眼看世界感到落后的压力；二是人民生活贫困的压力；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自己的经验教训和整个世界市场化的趋势。 

　　1978年至2009年的改革，从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角度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底至1991年底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是打破对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迷信的阶段，政府逐渐缩小直接干预经济的范围和力度。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首先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取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政府权力退出了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干预。随后，通过鼓励城乡个体经济发展和兴办“三资”企业，放开部分商品价格和经营，以及对部分生产资料实行价格“双轨制”，使得市场调节的范围越来越大。尽管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政府引导市场，市场调控企业”的思想，但是从观念上来说，并没有解决计划与市场何者为基础和主体的问题，当然，这也与实际当中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国有经济比重过高有很大关系，思想、尤其是政策，往往是现实的反映。

　　1992年至今为第二阶段，是政府经济职能发生转变的阶段，尽管这个阶段还没有结束。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为标志，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等于瓦解了“全能型政府”的基础和工具，基础变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必然要相应地转变。但是同样地，2008年出现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再一次说明了“市场失灵”的危险性和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为中国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