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吸取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在“十年动乱”时期政治建设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解决官僚主义、权力过于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问题，纵向的是地方和基层缺乏自主权和积极性，横向的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干部老化、缺乏活力的问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是这一时期认识和政策的集中体现。改革的主题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目的是建立能够克服权力过于集中，充满活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从实践成果层面评价这一时期的改革，主要是在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恢复“文化大革命”以来遭到破坏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调整和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权力下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问题的提出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发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从1992年起，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现在回顾近20年来的变化，可以说直到今天我们对这个问题才看得比较清楚。1992年党的十四大开始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突出强调“人民民主要制度化和法律化”，实质是把维护政治制度和社会稳定突出出来。当时所要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重点是强调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坚持、完善和发展，实质是为了保持中国宏观政治制度的稳定，并在稳定的基础上对基本政治制度进行完善和优化。

　　为了不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必须保证政治体制的宏观制度稳定。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市场经济体制对政治上层建筑提出的变革需求，改革完善政治体制。所以，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由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问题，变成了权力如何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有效执政问题，把单纯的政治领域的问题，拓展为政治领域与经济社会领域的相互关系问题。过去是以权力改革权力，分权改造集权;现在是以权力服务权利，政治权力服务于经济建设。正是从政治建设服务于经济建设出发，近20年来，基层民主和村社自治建设有了蓬勃发展;主导和服务于市场经济的有效执政和有效政府建设得到不断加强;规范和服务于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日益完善;人大制度、政党制度的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运作程度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民主化和法制化建设也得到不断推进。

　　这种围绕经济建设需要开展的政治建设，不仅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落到了实处，还实现了在今天看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家政治和经济这两大领域结构关系的重大调整，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优势有机结合起来，简化地说就是“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加“市场经济”。正是这样的制度效应，创造了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发展的世界经济奇迹!而这两个优势的结合，既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又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超越。

　　三

　　中国有没有形成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新政治体制框架?中国有没有在政治体制上形成中国自己独特的一套东西，有没有形成人们现在谈论的“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在这个问题上看法各异。我认为，共和国60年，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在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初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已经初步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也初步形成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的政治体制结构框架。这个道路和新政体框架，可以概括为“四个要”和“两有特色”。

　　回顾改革开放30 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有四对关系贯穿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全过程。第一，如何处理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政治建设的关系问题。第二，如何处理好人民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问题，这实际上是民主建设的制度供给问题。第三，如何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问题，这实际上是如何实现有效执政和满足民权需要的问题。第四，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这实际上是如何处理好文化冲突和融合的问题。这四个问题经过30多年的改革探索实践，已经有了基本结论和经验，我把它概括为“四个要”：第一，民主政治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人民民主要制度化和法律化;第三，要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第四，要用科学社会主义统领文化融合和制度创新。这“四个要”所构成的制度框架和政策框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它从大的框架和原则上回答了如何实现把市场经济竞争优势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有机统一或相结合的问题，包含了党的十六大对中国民主政治性质和发展趋向的概括，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