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几个重要讲话的定稿本，与那时现场的实际演说之间，已面目大异。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原态物，是收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的那些提纲。它们只是梗概，过于简略，然而究竟皆属毛泽东当时手稿，至少可保原汁原味。

　　对所有材料作全盘审慎考虑之后，笔者还是倾向于认为，1956年出现了某种例外。历史有其规则性的一面，但这不代表不会出现例外。就像人是复杂的，人性没有绝对的定义一样，在特定情形之下，环境和条件合适，抑或为环境与条件催化与引导，历史可以瞬间离开其一贯轨迹，而展现令人惊异的可能性。

　　1956年就是这样一个打破预期与常规的奇观。为此，我最后再提出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

　　一是毛泽东多达五次为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辩护。这部小说发表以后，虽然广受欢迎，却被笃信宁“左”勿右者目作反叛。毛泽东对后者极不以为然，就他们的指责一一反问，北京为什么不能批吗？老干部不能批吗？说“教条主义是毒草”，说李希凡（《组》的强硬批评者之一）“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不足了。（《给袁水拍的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没有理由认为毛泽东为王蒙的辩护，不真诚，是什么“阳谋”之类。他批评宁“左”勿右者，不像是违心的“反话”，而是从正面提出新的主张。例如，主张“平心说理”。在那个时候，他赞成凡事要“平心说理”，也相信“平心说理”的好处。当然，反右后他不这么觉得了，将“平心说理”改换为“反击”，包括王蒙也不再加以保护了；然而，这都是后话。

　　第二个证据，将更为直接。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由四人合写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作者是在军队从事文艺工作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和鲁勒。这篇文章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试图明确地总结和评价1956年。简单地说，它全盘否定了1956年。一共提出三个看法：

　　（一）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

　　（二）过去的一年中一直在大张旗鼓地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并且也有一定的成绩，但被一些人误认为或者利用来反对艺术应为政治服务、艺术要有高度思想性。

　　（三）“百花齐放”的方针使我们的文学艺术在过去一年中放出了一些令人喜爱的花朵，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只有百花才能齐放，而不只是某一种花，其中最主要的又应该是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在人民新的生活的土壤上开出的花朵。

　　谈出这些看法后，文章毫不客气地说：“这就是我们回忆1956年的一些感想，在这里坦率地提出来就教于大家。”

　　这种对中央思想方针、文化政策的公然挑战，好像冒了很大风险，实则不然。这种文章无险可冒，四位作者之自我感觉也必是“正义在胸”。因为，那是从绝对正统的革命理论因而享有绝对合法性的立场上发出的声音。这样的声音永远有保障，也永远声色极壮而不必瞻前顾后。这一点，透过一个奇妙的反应可看得极为真切———文章甫一发表，毛泽东就表示，四位同志也许是好心，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意见是不对的。然而，“不少省市传达时说，毛主席是肯定四人文章”，“许多省市报刊转载了陈其通等四人文章，有的加按语肯定，并配发拥护文字。有的地方还开座谈会拥护四人文章并检讨本地区1956年文艺工作中的‘问题’。”（《回忆与思考———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宣传工作会议”（1956年1月———1957年3月）》）

　　对于自己意思如此被曲解，毛泽东真实地感到不悦。1957年2月某日，他在为最高国务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也即著名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准备的提纲中，将四人文章作为违背“双百方针”的典型案例，重点评论。要点有：

　　毒草不是香花，教条主义也不是香花。

　　历史上的香花在开始几乎均被认（为）毒草，而毒草却长期（被）认为香花。香毒难分，马、列、达尔文、哥白尼、伽利略、耶稣、路德、孔子、孙中山、共产党、孙行者、薛仁贵。

　　马克思主义还要发展，如何发展？

　　许多人实际上不赞成这个方针（指“双百方针”———引者）。

　　人民日报何时答复四个人？似乎毫无准备，也不请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

　　“人民日报何时答复”一语，是责备四人文章后，该报没有发表反驳文章。毛对此很生气，致面斥邓拓“死人办报”，免其总编辑之职而改任社长。而有关四人文章的批评以及对邓拓的处理，历来最大的疑问是这是否为“阳谋”之一部分？或许见仁见智；然仅就以上几个论点看，毛泽东所谈主要是正确的思想方法与原则，如“教条主义也不是香花”、“马克思主义还要发展”，这些显然无从视为“阳谋”，相反，倒能看出他当时正就基本理论展开积极思考。

　　不久，毛泽东在宣传会议上讲话时（3月12日），重申对四人文章的否定。这一次他特意指出，“各省传错了对四人文章的批评问题”。也就是说，一直到这一天，他还在维护1956年的方向与成果。然而随后一个来月，他因震惊而陡然逆转。就像五月中旬写给党内省级以上干部的指示《事情正在起变化》（初名《走向反面（未定稿）》）那个标题所透露的一样，他本人的心情也“正在起变化”。从1956年看到1957年春天，通过大量材料与信息，笔者无法认为毛泽东早已谋定于胸，相反，他明显经历了大跨度的“变化”。这种剧烈变化的证明，可以从《事情正在起变化》手稿右上角加写的一段文字直接找到：

　　不登报纸，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待半年或一年之后，才考虑在中国报纸上发表。

　　这个材料，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编者注释提供。我不知道有多少研究者注意过这条极有价值的注释———应该感谢这个提供，因为这段包含明显情绪或心理活动痕迹的文字，相当富于描绘性。它让我们看到了书写者内心的起伏波动。一连出现的三个“不”字，是秘密其事的叮嘱，却显然不仅仅如此。它交织着对当下事态的失望、被动、焦虑、措手不及乃至强烈的压力感，似乎跟人们熟知的“阳谋”、“引蛇出洞”的沉着与自若，并不相符。

　　整个中国都在逆变中来到1957年下半年。在中国作协，丁玲、陈企霞问题第二次出现戏剧性逆转。郭小川起草的带有“平反”意味的结论，4月15日完成。然而阴差阳错，未能宣布。4月中旬到5月中旬，作协两位主要负责人刘白羽、邵荃麟先后去外地。等他们都回到北京，“事情”已经“起变化”。眼看就要爬上悬崖的丁、陈，就此坠落下去，比1955年坠落得更深、更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