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5月2日两次讲话的汇编稿。薄一波说，两次讲话，“10个小标题相同，但内容有所不同。”1965年12月，经刘少奇建议将两次讲话整理成一篇文章，发到县团级。去除掉的内容主要是“有关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处理农轻重关系和民族关系的批评，对斯大林的批评，以及过高估计战争危险，忽视发展沿海工业，某些方面照搬苏联的缺点错误等内容”。

　　具体论述中，毛泽东当时头脑之清醒、见地之明睿，让人印象甚深。

　　1956年，毛泽东又一个伟大思想贡献，是“双百方针”。用这样的字眼给予这样的评价，是否夸张？结合实际，笔者认为并不夸张。首先，这是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来说的；当时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人在意识形态上达到这种尺度。其次，“双百方针”本身精神内涵，跟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相一致，称为放之四海皆准也不为过。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做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这个讲话最后定稿的公开文本，改动极大，先后改了十五次，面目颇失。而在当时，向下传达时使用的是录音。50年代中期，是饱经战乱之后中国所闪现的第一个适合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黄金点，倘能坚持理性的治国思路，中国极可能于毛泽东在世之日就已取得今日的成就。可是，在随后的一年，当思想得到一定程度解放而趋于活跃（这其实是“双百方针”下的积极景象）、人民开始自由表达自身意愿（出现了罢工、示威）以及东欧有所动荡时，毛泽东完全改变了先前的看法，从极度乐观一变而为高度警惕。这个改变，才是真正的误读。1957年春天似乎给他以沉痛教训，觉得“人民政权”所处环境仍很险恶、复杂———所谓“人还在，心不死”，远非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于是思想大幅后退。中国的当务之急，再也不是“解放生产力”，而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至于“双百方针”，当然也就从“现在完全有条件实行”，迅速沦为一纸空文。

　　1956年毛泽东的思想活力，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春天。如今，跟反右运动紧紧连在一起的1957年，似乎只构成了阴冷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其来有自，不过却把历史简单化了。综合所有读到的史料，笔者愿意确定，夏季到来之前的1957年，中国是被光明、向上、进取的精神引导和充溢着。包括后来人们普遍视为“引蛇出洞”的谋略，我的解读全非如此。我认为，至少到1957年3月为止，或更具体地说，到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止，毛泽东与其1955年12月以来的思想方向，保持着一致。

　　实际上，进入1957年，毛泽东内心的探索精神比1956年还要强烈和炽热。最高潮出现在2、3月间，他连续作气象非凡的讲话或思路极为放达的指示。而重要的在于，这些讲话和指示有着从1956年延续而来的清晰线路，绝非一时一地的“偶谈”———这是我们用以辨别它们是否出乎真挚与严肃的有力根据。很明显，这时毛泽东在思想上达到了空前的纵横驰骋状态，就像他谈论苏共揭发斯大林时所讲：“打破了神化主义，破除了迷信”，“是一种解放”，现在他是这样无拘无束、敢想敢言、藩篱屡拆。1957年春天几次讲话中他飞扬的风采，能使每个在场者动容。就连颇富知识理性的傅雷，也情不自禁被感染。他在3月12日当场听了毛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后，写信给傅聪传摹其情形，竟至于陶醉：“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尤其以下几句感想，非同寻常：

　　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傅雷家书》）

　　注意，傅雷讲的是“思想自由”，且是从“旧知识分子”所理解的“思想自由”来讲。我们今天看见这番评述，唯有无从想象之感。无论如何，当日毛泽东的精神状态，恐怕确要以神飞逸兴方可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