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公布以后，周扬同志主持一个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如何执行这一方针。会上决定，凡言之成理的文章皆可以发表，可以讨论。

　　1956、1957两年所出现的前三十年文学“另类”作品中一半以上都发表于《人民文学》，绝非巧合。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第五章的“百花运动”一节里，给予秦兆阳和《人民文学》以主要的篇幅和位置。他们描述了秦兆阳的现实主义主张，并把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黄秋耘《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以及秦兆阳本人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当作“百花运动”时期代表作介绍，而这五篇作品全部出自《人民文学》。

　　关于1956年（和1957年部分时间）的《人民文学》，时为其编辑的涂光群有这样的评价：“‘文化大革命’前，在《人民文学》出刊十七年的历史上，新人的作品，像1956年那样，质量如此突出，数量如此之多，留给读者的印象如此之深，那是绝无仅有的。”（《文坛伯乐秦兆阳》）这就是“探索”带来的活力。这一年左右，《人民文学》所发生的情形，绝没有反右开始后上纲上线的批判所指责的“带到修正主义的邪路上去”（张光年：《好一个“改进”计划》）。秦兆阳谨慎地对待方向问题，他写《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时与同事一起“字斟句酌地研究了几次，生怕有漏洞，出问题”；他不过是借“双百方针”东风，对活跃刊物、活跃文学做一些“探索”而已。这已经非常可贵，涂光群所谓十七年间新人辈出绝无仅有，就显示了这一年多的时间在《人民文学》办刊史上的“唯一性”。

　　《人民文学》不过是最便于我们观察的一个样本。放眼看去，1956年整个文化思想领域都被“探索”心态所渲染。比之于秦兆阳，真正超乎想象的是黎之所讲述的周扬：

　　这一年多来周扬很活跃。……他提倡过“干预生活”，号召提示生活中的阴暗面。他提倡用社会方式领导文艺，主张办同仁刊物……。后来批判的一些所谓“右派言论”，有不少是从他这里来的。（钟惦棐曾经不服气地说：怎么他说了可以，我说了就不行。）（《回忆与思考———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宣传工作会议”（1956年1月———1957年3月）》）

　　并不是说，这里出现了另一个周扬，就像“文革”中姚文元的著名命名“反革命两面派周扬”那样。1956年的周扬，没有失去其正统性，只是精神上处在一种“探索”状态。这种状态，也不是周扬自己从身体中发掘出来的，而是被毛泽东和整个形势激发起来的。那时，从毛泽东本人起，每个肯思考的人都沉浸在“探索”的精神里。也许，那时流行的词汇还不是“探索”，而是反教条主义之类，但内在精神实则一也。如果时代精神不是这样，江苏陆文夫、高晓声等几位作家，应无缘由以自己年轻敏锐的心灵，悟出“探求者”这样新颖醒目的字眼，并在这宗旨下结成文学的团体。

　　“建成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在探索”，年轻的“探求者”们在其“启事”中庄重地说。这是多么宝贵的认识。中国在50年代中期能够萌发这种认知，本是时代的一项辉煌成就。刹那间，中国为此显得青春无限。可是，这来之不易的觉识，转瞬而逝。对“探索”的排拒、敌意和恐惧，重新夺去我们的思维。在批判“修正主义”中崛起的姚文元，居然对“探索”一词做出这种宣判：

　　“探索”两字只是一种幌子，实际上是用“探索”的名义否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

　　1956年，中国的领导核心，其实是个相当年轻的群体。一线人物中，陈云年仅五十一岁，邓小平五十二岁，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年，都是五十八岁；即便毛泽东本人，亦不过六十三岁。

　　他们如日中天，状态正佳。

　　我们已经了解，1956年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早于苏共二十大的举行，是主动决定。这反映出当时中央颇能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修订政策。从这意义上说，苏联风云突变，不单没对我们构成实质性干扰，相反，未必不是一种推力或助力，使中国顺势而为、展开探索。

　　时间如果凝止于1956年，毛泽东作为历史人物与后来将有很大区别。观其一生，作为思想家先后有两个溢光流彩的时刻。一是1942年左右，他连续写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几篇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都直抉根本，它们的深刻性已由中共走向成功的历史所验证。再有，就是1956年左右，其思想创造力又再度集中爆发，标志是《论十大关系》、“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这些成果思想含量很高，倘若切实践行，中国势必焕发强健气息，从此踏上光明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