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贸易方式的转变　

　　1961年的粮食进口加快了中国对外贸易方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减少了记账式易货贸易、扩大了按照国际通行方法开展对外贸易，以及促进“米麦套利交易”的开展。　

　　（一）记账式贸易转为现汇贸易　

　　1960年以前，中国对外贸易主要与苏联、东欧各国展开，采取的是政府间签订协定进行记账结算的易货贸易方式。当时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的贸易占中国外贸总额的七成以上，成为主要的外贸方式。记账式易货贸易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产生过积极作用。但是，这种贸易方式也有消极作用:第一，中国与苏联、东欧各国之间的记账式易货贸易从属于各国的经济计划。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占有信息不充分的情况，双方贸易不仅难以反映客观价值规律，而且在执行过程中也容易出现计划同实际脱离以及官僚主义现象。第二，双方主持对外贸易的主体都是政府机构，外贸企业是行政管理机构的附属物，不利于双方外贸企业发挥自主经营的活力。

　　1961年中国开始粮食进口后，对外贸易的重心转向资本主义市场，对外贸易方式也与国际接轨，转向国际通行的现汇贸易方式。在这种新形势下，就要求外贸部门“迅速学会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23］为此，外贸部门开始加强对外推销工作，灵活运用各种贸易方式，不断扩大销售渠道。比如通过举办各种出口商品交易会，实行定牌、来样加工、中性包装等国际上通用的贸易做法，中国外贸部还要求驻外商参处，协助国内公司大力推销，建立客户关系，及时反映经营管理中的问题等。［24］另外，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中，由于每笔业务大多与单个公司进行洽谈，双方信息占有较为充分，而且要求签订的贸易合同必须严格履行，避免了记账式贸易“计划赶不上变化”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面对广阔的资本主义市场，几乎每一种商品都面临多方面的竞争，有利于技术和管理的进步。　

　　（二）“以进养出”——开展“米麦套利交易”　

　　所谓“米麦套利交易”，就是利用国际市场上大米价格高于小麦价格的情况，通过出口大米换取外汇、进口更多小麦的国际贸易。“米麦套利交易”不是易货贸易，而是“以进养出”贸易的一种形式。中国政府在1961年粮食进口中敏锐地抓住时机，促成了“米麦套利交易”，取得了较大的经济利益。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国际粮食市场上，每斤大米大约相当于2斤～2.5斤小麦的价格。粮食部提出，用出口大米进口小麦的方法来增加国内粮食的总量，周恩来、陈云立即批准。1961～1965年，中国共进口粮食547亿斤，出口127亿斤，净进口420亿斤。在出口的127亿斤粮食中，主要是大米。如果按127亿斤出口粮中有110亿斤大米，而且按1斤大米相当于2斤小麦计算，那么出口110亿斤大米就可以换回220亿斤小麦。也就是说，中国进口的547亿斤粮食中，有220亿斤小麦是通过出口大米换回的。一进一出，实际上就等于增加110亿斤粮食。［25］

　　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在1962年后的进口粮食中，用于弥补粮食收支平衡和补充库存的比重下降，有相当部分是用于“米麦套利交易”和养殖畜产品出口以换取外汇，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以1963年为例，6月30日，李先念指出:“即使国内用粮不进，品种调剂每年100到120万吨。外贸以进养出和转口将近80至100万吨。”［26］李先念所说的品种调剂就是“米麦套利交易”。“米麦套利交易”的实施，表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只是把对外贸易作为调剂国民经济“互通有无，拾遗补缺”的手段，而是通过主动参与国际市场，扬长避短，发挥比较优势，利用国际分工实现社会劳动的节约。　

　　1961年中国粮食进口给国家带来了多方面的综合利益，这表明:第一，发展中国家即使处在落后阶段，进行对外开放仍有必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即使经济技术比较落后、劳动生产率比较低的国家，在国际交换中，它们“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物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27］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在经济上强或弱，不论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都可以通过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相对稀缺产品，实现社会劳动的节约，进而达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第二，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市场格局越广阔，就越有可能从对外贸易中获利。同时，一个国家外贸市场的格局主要由其进出口商品结构决定。两国产业结构差别越大，贸易机会也越大。60年代初，中苏两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互补性不强。1961年中国粮食进口提前暴露了中苏贸易内在的结构性矛盾。第三，尽管中国60年代初经济比较落后，但是仍能出口某些工业制成品，体现了国际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即一个国家的某一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取决于是否具有比较优势，而不仅是绝对优势。但是，随着中国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应当注意避免落入“比较优势陷阱”，适时将中国比较优势产业由资源、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和高附加值产业转变，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实现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参引文献］　

　　［1］《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1950～1991）》上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481页。

　　［2］《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438页。

　　［3］李志强:《中国主要粮食贸易及其国际贸易市场》，《中国农村观察》1996年第1期。

　　［4］《陈云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1页。

　　［5］《关于新情况下对外贸易工作的意见（给我驻外使馆、代办处并商务参赞指示电）》，外交部档案馆110-　01316-01。

　　［6］《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7］《周恩来总理接见苏联贸易代表团谈话记录》，外交部档案馆109-02264-02。

　　［8］《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5年版，第Ⅳ-8页。

　　［9］《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下，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10］高峰:《林海云传》，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1页。

　　［11］外贸部:《关于1961年对东欧六国贸易谈判和贸易情况的通报及撤销对东欧1962年以后预订货物和成套设备、推迟谈判方案的请示》，外交部档案馆109-02992-01。

　　［12］紫丁:《李强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页。

　　［13］Oleg Hoeffding，Sino-Soviet Economic Relations，1959～1962，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349，Communist China and the Soviet Bloc（Sep.，1963），pp.94～105.

　　［14］《周恩来总理接见苏联贸易代表团谈话记录》，外交部档案馆109-02264-02。

　　［15］外贸部:《1961年赴苏联政府贸易代表团工作总结报告》，外交部档案馆109-02264-04。

　　［16］参见李节传《20世纪60年代中加小麦贸易对中国的重要性》，《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

　　［17］Allan J.Barry，The Chinese Food Purchas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8（Oct.-Dec.，1961），pp.20～33.

　　［18］外贸部:《外贸部关于拟派贸易代表团赴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请示》，外交部档案馆111-00425-02。

　　［19］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澳大利亚银行贸易界对中澳贸易问题的反映》，外交部档案馆111-00452-03。

　　［20］〔加〕约翰·英格里斯、诺曼·赫尔摩主编，李节传等译《当代加拿大外交对世界格局影响大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

　　［21］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82页。

　　［22］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上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578页。

　　［23］《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页。

　　［24］《我外贸部1963年对法国贸易的几点意见》，外交部档案馆110-01617-02。

　　［25］《缅怀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

　　［26］外贸部:《关于华润公司同加拿大贸易代表团探讨性会谈的情况和对下一次谈判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批示》，外交部档案馆111-00484-02。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65页。

　　［作者简介］ 尚长风，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0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