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外贸易市场格局的变化

　　1961年的粮食进口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过分依赖苏联的状况。当时中国按照国际惯例在世界粮食市场购买粮食。进口粮食主要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粮食生产过剩的西方国家，此外还通过第三国从美国进口粮食。以此为契机，中国对外贸易市场的重心转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1960年底国家决定粮食进口时，中国政府就意识到粮食进口将对我国外贸市场格局产生重大影响。1960年12月31日，《关于新情况下对外贸易工作的意见（给我驻外使馆、代办处并商务参赞指示电）》指出，在1961年，对外贸易在国别安排上将有很大变化:对苏联东欧兄弟国家（阿尔巴尼亚除外）贸易额都将减少;对亚洲兄弟国家贸易额基本维持，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额将有所增加。［5］　

　　（一）与苏联、东欧各国贸易的减少　

　　从50年代中期至1960年，每年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左右。1961年成为转折的一年，当年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急剧下降，只占中国外贸总额的47.7%。［8］（p.Ⅳ-10）此后，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份额再没有超过这一比例。

　　1961年中国粮食进口暴露了中苏贸易结构的深层矛盾，即双方都存在农产品短缺问题。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回专家，这无疑宣告了中苏经贸合作的结束。但是，由于当时美苏冷战加剧，中国正遭遇“大跃进”的重挫以及美国和台湾当局的军事压力，所以，中苏双方都努力避免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极力维持双方贸易关系。［13］因此，当中国遭遇重大粮食危机时，1961年苏联曾给予中国一定数量的粮食援助，但是当周恩来亲自向苏联提出进口大量粮食的要求时［14］，由于自身粮食也很紧张，苏联拒绝了中国的要求。［15］与此同时，东欧、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也需要进口粮食，无力向中国出口。

　　中国无法从社会主义国家进口必需的粮食，被迫从西方进口，这就进一步突破了斯大林关于“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束缚。“两个平行市场”理论认为，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统一市场瓦解，出现了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彼此隔绝的世界市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高速的工业发展，很快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无需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还会向他国输出多余的商品。这一理论忽视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交流的必要性，加剧了社会主义国家自我封闭的程度，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开拓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由于中国停止向苏联、东欧各国出口粮食等农产品，为了减少贸易逆差，必须减少进口苏联、东欧的工业制成品，这使双方贸易规模迅速下降。据统计，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960年的25.22亿美元下降至1961年的13.99亿美元。［8］（pp.IV-17～IV-68）

　　（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增长　

　　1961年9月6日，李先念指出:“为了进口粮食，就必须向资本主义市场出口，换取资本主义国家的外汇。”［1］（p.481）1962年4月，中央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足够的外汇（美元）储备，我国就会处于极为被动和不利的地位。那时，我们将不仅不能继续进口粮食，而且将会使我国在资本主义市场的信用破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严重的损失。”中央要求“全党努力加强对外贸易收购工作，努力增加对资本主义市场的出口”。 同时，在与西方持续的粮食贸易中，中国领导人很快意识到粮食进口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意义，特别是有利于打破美国（后来是苏联）对中国的封锁孤立。因此，中国政府主动把危机转变为机遇，把购买粮食与中国商品进入西方市场挂钩;把粮食进口作为应付危机的单纯目标转变为你来我往的双边贸易，恢复与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重返世界市场。［16］

　　当时，中国主要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进口粮食，中国不仅成为进口澳大利亚小麦最多的国家，而且进口加拿大小麦也排在第二位，这极大地密切了中国与这两个国家的贸易关系。［17］为了充分利用进口粮食带来的有利时机，推动中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贸易向纵深发展，1961年初我国决定派出贸易代表团赴澳、加进行访问、考察等活动，规定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推销中国出口商品。［18］6月，中国贸易代表团先后访问澳、加两国。代表团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反复强调:各国只有增加对华进口，中国才有可能继续大量进口粮食。这一呼吁得到积极回应，加拿大表示将增加对中国商品的进口;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总裁科姆斯在1961年访华后，即“召集各大商业银行的总经理，研究如何扩大我国对澳出口问题”。［19］1962年4月，加拿大农业部部长汉密尔顿出访中国，了解到中国只有向加拿大销售产品才能支付进口粮食费用后，他以个人名义“许诺帮助中国扩大市场”。［20］　

　　经过努力，中国成功扩大了对西方市场的出口。1961年，中国不仅筹集到进口粮食所需外汇，而且还实现当年贸易顺差0.4亿美元。［6］（p.60）此外，1962年中国开始了以引进西方先进设备与技术为主的贸易谈判。1963年，中日签订了第一个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1962～1968年，中国从英、法、意、联邦德国先后进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电子、精密仪器等84项技术，共用汇2.7亿美元。［12］（pp.232，233）这一期间的技术引进，“打开了新的路子，接触了世界科学技术的新水平”［12］（pp.231，232），是我们引进技术和设备的第二个阶段。

　　1963年6月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代表团时指出:“同资本主义国家（法国、日本等）做生意，有两个好处:物美价廉，维修设备也卖给你，守信用。”［21］这是中国对外贸易重心转向西方的经济动因之一。1964年，外贸部提出，1964～1970年间，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成套设备不少于15亿美元。［10］（p.425）但这一计划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没有实现。据统计，至1965年，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出口额的比重已经由1957年的17.9%上升到52.8%。［22］这对于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保持对外经济联系有着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