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皮书”作为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产生了特定影响。作为一个文化历史现象，关于它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何谓“灰皮书”？其历史真貌是什么
　　郭汾阳（浙江大学教授）：“灰皮书”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才开始有的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一种特殊产物，它的出现直接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反修”斗争，即为了“中苏大论战”的需要，当时中宣部指示若干出版机构组织翻译出版一批仅供“内部发行”的政治和文艺的读物（即所谓“灰皮书”，文艺类的也有人称为“黄皮书”），其中主要是当时被称为“新老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及反映“修正主义思潮”的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苏联的作品，即“鼓吹‘人性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文学作品等），作为“反面材料”和“毒草”，“供内部参考”和“供批判之用”。由于发行范围极窄，控制很严，普通人很难看到，其阅读对象也主要是高层领导干部和学术理论界的人物，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书籍渐渐被人所知，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热门读物，特别是在求知欲强烈的青年中形成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它培养了一代“精神贵族”。
　　康生说，“坏书”用一种颜色纸做封面，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坏书了
　　郑异凡（中央编译局研究员）：“灰皮书”的编译、出版，是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由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康生具体负责。1960年底，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兼任中央编译局局长，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处长王惠德兼任副局长。从那时候起，中央编译局的工作就和中央，特别是中宣部的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深深地卷入到中苏论战当中。
　　我们编译“灰皮书”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根据我们的推荐，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著作的单行本，如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鲍威尔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的《俄国局势真相》、《被背叛的革命》、《斯大林评传》、《苏联的发展问题》等。这些书有的是由我们翻译的，有的是由人民出版社找人翻译的。这些书统称为“灰皮书”，据说其名称和发行办法是康生提出的。康生说，这些“坏书”用一种颜色纸做封面，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坏书了。
　　郭汾阳：“灰皮书”对应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和破裂，作为标志，则是1956年“苏共”的“二十大”。毛泽东在翌年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这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于是这才有了“灰皮书”。此后，随着中苏矛盾和分歧越来越尖锐，为了配合“反修”斗争，“灰皮书”大量出版，围绕关于时代的特征、帝国主义的性质、和平共处、和平演变等一系列问题，致力于批判南斯拉夫的铁托以及苏共赫鲁晓夫等的“修正主义”，包括欧洲的陶里亚蒂、多列士等，甚至上溯到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以及托洛茨基等。但“灰皮书”的出版和这种政治态势是怎样的一种互动？它与“反修领导小组”在酝酿和苏共的大论战中是怎样的关系？对此，我们至今不甚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