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作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并为这场“革命”正名。“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先后召开了3次重要的会议，即l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l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l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这3次会议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史上各具不同的意义。

关于l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会议最主要的议题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原来，自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一些报刊也纷纷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并开始向整个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蔓延。为扼制这种势头，并把运动控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于1966年2月3日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12日，由中共中央批转全党，作为运动的指导性文件。

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二月提纲》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列举了《二月提纲》的l0个方面的“主要错误”，认为“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强调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批判他们的“反动思想”，夺取被他们篡夺的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通知》还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因此，“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

以《五一六通知》取代《二月提纲》，否定运动的“学术讨论”性质而将其扩大为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这就是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文化大革命”历史上最主要的作用。而会议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又为“文化大革命”的展开提供了重要的组织条件。所有这一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发动。

关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会议主要是完成以下几项工作：第一，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奠定法理基础。从党的组织系统看，中央委员会是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其地位高于中央政治局。虽然中央全会闭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可以代行中央委员会职权，但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要在全党和全国开展的政治运动，则须经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决定，才显得循规合法。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就具有在党内完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法理程序的意义。第二，排除“文化大革命”的阻力。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社会上开始发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动乱现象。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大中专院校派驻工作组，使运动在法律和秩序的范围内进行。但是在毛泽东看来，这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是“实行白色恐怖”。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为了“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第三，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调整中央领导机构。比之《五一六通知》，《十六条》显得更加正式、全面和系统。这也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规范性文件。会议对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的组成人员进行了调整，林彪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毛泽东说，采取了这两项措施，今后的“文化大革命”“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毛泽东对这次会议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他还把这次会议到次年上海“一月风暴”这一段称之为“扭转方向阶段”。可见，这次中央全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