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履职期间形成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导致毛泽东以个人意志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97人，候补委员73人。他们全部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又都是在建党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和加入中国共产党，勋绩卓著，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家集团”。毛泽东作为党内最有威望的领袖和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很自然地受到这个“革命家集团”的一致拥戴。这种历史关系，使党内极易形成一个军事化的指挥与服从系统，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也有可能淡化责任意识，变成听从号令的士兵。中国社会本来存在着制造个人崇拜的丰厚土壤，处在这种环境里的中国共产党，也存在着产生这种现象的危险。应该说，党和毛泽东早就对此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6条纪律规定，即：禁止以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少敬酒；少拍掌；不送礼；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会议还规定，活人不许上舞台。这些规定，对党执政后保持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制止产生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建国之初，毛泽东率先垂范，反对沈阳、北京等地铸毛泽东铜像的提议。1953年和l954年，他曾数次批示不要提毛泽东思想，并重申“国家不为个人祝寿”，在处理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中，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党中央首次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

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和个人专断问题的所谓“秘密报告”。对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曾给予积极评价，认为这“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在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分析了个人迷信的严重危害，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防范个人迷信和个人专断现象的设想。但是不久，毛泽东开始改变看法。他继续肯定赫鲁晓夫作了一件好事，搬掉了斯大林这尊偶像，还说“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但他又批评中国共产党内一些人“要学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在他看来，个人崇拜其实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毛泽东的这种看法本身是错误的，因为根本不存在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他的态度，对党内刚开始的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专断的主张是一种打压和抑制，有些人则从中嗅出别样的味道，发表大量的对毛泽东歌功颂德的言论。广大党员和干部由于对自己领袖的热爱，很自然地把颂扬毛泽东视为“正确的个人崇拜”。毛泽东也变得愈来愈不谨慎，更加“迷信个人的智慧和权威”，他不能容忍党内有人对他的意见说“不”，也“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甚至把这些持不同意见的人视为“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共产党内的分裂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弃守初衷，不但不再提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问题，反而迎合党内出现的不健康情绪，制造对毛泽东的“正确的个人崇拜”。一方面，在维护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形象的同时，完全否定了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作风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在充分肯定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的同时，愈来愈多地夹杂着个人崇拜的成分，并肯定了他的一些十分错误的思想与实践活动。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反映。”是党找到的“在中国的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三个法宝”。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也被说成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系统的理论和政策，……丰富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等等。这就使党内个人迷信开始抬头并逐渐占上风。

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邓小平的这个看法主要是就中央领导集体而言。他还说：“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样就在党内生活中，上级对下级颐指气使，甚至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形成“猫鼠关系”、“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这些又是党内产生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社会基础。邓小平的上述看法，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产生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现象的广泛的社会土壤和条件，对毛泽东的狂热的个人崇拜和毛泽东严重的个人专断作风，则是这种现象蔓延、发展和扩大的结果。

如上叙述说明，党内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这种现象是逐步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正是党内和社会上腾起的个人崇拜之风，把毛泽东推上了神坛，他逐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了中央委员会这个集体，高居于党和国家之上俯视众生，强烈的自以为是的心理使他陷入错误的泥沼而不能自拔。而人们对此都习以为常，把党和国家的希望寄于毛泽东身上，最终“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毛泽东正是利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发动了“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