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邓小平的整顿

　　当历史走进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的社会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不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无法结束“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曾经说过：“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

　　邓小平整顿的纲领是毛泽东的“三项指示”。邓小平在中央读书班的一次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的三条意见：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并说：“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随后，他又要人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总纲》)，对“三项指示”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总纲》虽然重复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内容，重复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结论，但是把锋芒对准了极“左”思潮及其表现——拉山头、打派仗，并批驳了盛极一时的所谓“造反”、“反潮流”精神，剥掉了极“左”思潮的马列主义外衣。

　　尤其重要的是，《总纲》集中批驳了极“左”理论家挥舞的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大棒，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辩证地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和关于社会生产力标准的观点。《总纲》援引列宁的话：“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又引用了毛泽东讲过的话：“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接着指出：“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这实际上是1975年整顿的指导思想，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1975年3月5日，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明确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全党的大局。会后有人说，这是“复辟纲领”。

　　就这样，一场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变革，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帷幕。这场变革，来得突然，但却有纲领、有理论、有步骤、有策略。从1975年2月9日开始，邓小平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钢铁工业座谈会、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农村工作座谈会等一系列座谈会议，并听取了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汇报，开始了全面整顿。

　　邓小平大胆地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整顿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领导班子整顿好了，党员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他还指出：“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但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

　　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全国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形势明显改观，党、政、军、民、学等各个方面有了新的气象，长期受到极“左”思潮压抑的知识分子开始扬眉吐气。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同江青集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且迫使江青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了书面检讨。这件破天荒的稀罕事，极大地打击了极“左”思潮的气焰。

　　1975年底，正当整顿逐步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系统纠正的时候，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提出：“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还对整顿的纲领提出尖锐批评，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并且再次重申对“文化大革命”“三七开”的评价，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就这样，一场整顿与变革，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扼杀了。接下来，是一场很不得人心的大批判运动。然而，这次整顿唤醒了人们长期受到极“左”思潮压抑的理性思考，促使人民群众朦胧地感到了中国未来的方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批判火焰，实际上为彻底否定自身创造了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批判越猛烈，不满和反抗就越强烈。人心向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