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何看待领袖人物的过失

　　师小玲：您对毛泽东有着深入的研究，著有《经济建设中的政治——毛泽东的宝贵经验》、《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读懂毛泽东》、《毛泽东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对他在这段历史中犯的错误，您是如何认识的？

　　张启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清理“左”的错误的过程中，一度有同志把过去的错误仅看作毛泽东一人的问题，似乎别的人都正确，就是毛泽东一个人犯错误；而在分析毛泽东的错误时，又把所有的错误归咎于他个人的品质问题。这种观点无助于正确分析毛泽东的错误，不能达到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的目的。

　　一次座谈，有位俄罗斯学者谈到他在中国一所大学访问，听到一位学生回答他的提问时说，对毛泽东要看到失误的一面，也要看到功绩的一面，功绩大于失误。于是这位俄罗斯学者非常感慨地说：“我感觉中国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是一概而论，而是具体分析的。由此我想，对我国历史也不应该一概而论，当谈到斯大林时，也要强调他把国家建设成了强大的国家，而且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他的错误是大清洗。”我当时想，其实这位中国学生的回答很普通，因为这已是中国人民的共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在对毛泽东的错误作出中肯分析的同时，又正确地指出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远远大于他的过失。这样一个中国人民共同接受的道理，却使这位俄罗斯学者如此感慨，就因为这个道理苏联没有。那里的事实是：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不仅将其全盘否定，而且将其残忍焚尸；时过30多年后，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旧错重犯，更加彻底地全盘否定自己的党和国家的历史，他们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将从列宁以来的共产党领导人全部骂倒，连篇累牍地描述充满恐怖的斯大林罪行。“灭其国必先去其史”，清朝诗人龚自珍的话堪称千古名言。我体会到了这位俄罗斯学者一番话里，包含着的对以往人们片面否定自己国家的历史和领袖的自责、反省及对戈尔巴乔夫一伙全盘否定历史的谴责。

　　因此，在分析毛泽东的缺点和错误时，我们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杰出的历史人物本身就是一定的社会时代的产物。他们的巨大功绩，固然离不开个人的主观因素，但归根结底，是时代和环境为他们提供了成功的条件。他们由于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总结实践经验和集中集体智慧，因而能够对历史的前进起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样，他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有主观上的原因，但也不是离开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偶然的、孤立的现象。一句话，离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杰出人物的巨大成功和重大失误都得不到正确的说明。

　　诚然，毛泽东犯错误有他主观的因素，有他个人的责任。这主要是他在晚年，随着党的事业取得巨大胜利和他本人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而逐渐骄傲起来，过分地相信自己，日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特别是脱离了党的集体领导，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往往拒绝甚至压制别人的正确意见，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就不能不发生许多失误，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和长时间的严重错误，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对这种错误，毛泽东个人无疑负有主要的责任。

　　但是，仅仅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分析毛泽东犯错误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首先，从整体上说，我们党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深入的科学研究。从国际上看，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从我国情况看，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在这样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更是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因此，我们只能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既然是摸索，就可能发生某些失误。例如阶级斗争扩大化，其失误原因，除前面提到的受国际环境影响和理论上的失误外，还有一点，就是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所以，这种错误就不单纯是毛泽东个人的过失。这个社会历史原因是，我们党历史上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处于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习惯于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斗争。这一历史特点，使我们党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沿用过去熟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容易把已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看做阶级斗争。其次，我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未完全肃清，加上种种其他历史原因，使我们没有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无应有的权威。这种情况，为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提供了条件。

　　在分析毛泽东的错误时还应看到，过去的错误不是仅毛泽东一个人的问题。无产阶级的领袖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不应该把个人的作用绝对化。正像不能把一切功劳归于某个人一样，把一切错误归于某个人也是不符合实际的。邓小平说过：“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因此，在分析毛泽东晚年错误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既要恰当地说明他个人的责任，又要着重分析他犯错误的复杂历史背景，做到实事求是，恰如其分。

　　四如何总体评价历史

　　师小玲：上面谈了这么多，您觉得对这29年应该做怎样的总体评价呢？

　　张启华：我想，对这29年历史进行总体评价的基本依据可以有两点：一是必须遵循《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六条对新中国成立后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的精神，这是我们写二卷本的一个指导思想，是评价这29年历史的一个基本依据。二是胡锦涛总书记去年“七一”讲话中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总体评价，也就是对我们党在85年历程中干的三件大事的评价。

　　在这个基础上，有四点是要注意的：一是不能把这29年历史说成全是错误，因为这样说不能正确解释历史。这是一个复杂的时期，成就与错误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所以对这29年的历史要有一个辩证的理解，不能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二是认识到这29年与以后的历史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多年来的历史看作一个整体。在这29年里，我们顺利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设也取得巨大成就，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制度的和物质的基础，提供了许多正反两方面经验。正因不仅有这些正面经验可以继承而且有这些反面经验可供鉴戒，才能有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发展。这样写，也能体现出在失误中前进这一辩证思想，只要正确地总结教训，失误便能成为前进的先导。三是要把我们党能够自己纠正错误这一点写充分。我党历来有自我批评、自我纠错的能力，这是我们党的重要执政能力之一，也是一个郑重的、伟大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的特质。在二卷本中能体现这点的，主要是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事实上，那几年的错误是在自认为正确的情况下犯的。一经发现，就下决心纠正。写出这点，是实事求是的。四是要通过对这段充满曲折的历史的研究，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研究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轨迹，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总结三大规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