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和夺权中的反复争斗

　　张春桥、姚文元急急忙忙赶回上海，目的就是要夺权。他们1967年1月4日一下飞机，就分别找徐景贤、王承龙和"工总司"的几个头头密谈。张春桥说"我和姚文元两人参加你们一起。"并煽动说:"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

　　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1月6日，徐景贤、王洪文一伙假冒全市各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召开了"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同志，并把全市高级干部几百人揪到会场陪斗。大会发出三项通令，宣布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市长，勒令陈丕显交代所谓"反革命罪行"，压中央彻底改组上海市委。大会的发言稿和口号是经过张春桥、姚文元审查修改的，但他们却欺骗中央。明明是他们自己把大会的口号定为"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但在5日向中央汇报的简报上却说"明天造反派开大会，批判市委，口号升了级，变成打倒陈丕显、曹荻秋。"张姚一伙颠倒黑白，把当时由他们造成的生产瘫痪、交通阻塞以及大刮"经济主义妖风"的混乱局面的责任，硬栽在陈丕显、曹荻秋等同志身上，上欺中央、下骗群众，公开打出了夺权的旗号。大会之后，他们在全市进-步掀起了戴高帽子、游街、揪斗的恶浪，大规模地迫害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

　　这次大会后，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全市的实际权力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的手里。在搞垮各级党政机构的同时，张、姚策划建立他们自己一手独霸的全市性政权组织。1月8日建立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夺取了铁路、海港、长江航运、邮电等单位的领导权。张春桥叫嚷说:"火线指挥部可称为‘经济苏维埃'，代替上海市人委。"他们还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来代替上海市公安局，用"造反组织联络站"作为全市最高机构，来代替上海市委。这些行动充分说明了他们妄图以自己的面貌来改造党，把上海经营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基地的狂妄野心。

　　但是，上海市的广大群众对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下的"工总司"王洪文一伙的倒行逆施是不满的，上海的各个群众组织也并不都是甘心听凭张、姚等人一于摆布的，有些群众组织想把权夺到自己手里来。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几番反复的争斗。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前，上海曾发生过四次夺市委、市人委权的行动，这就是1月15日以上海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为主的夺权;1月23日"上三司"的再次夺权;1月24日红革会的夺权;以及稍后胎死腹中的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大联筹)的夺权。

　　这几次夺权行动，由于妨碍了张春桥、姚文元篡夺领导权、独霸上海的阴谋部署，因此，在他们的分化瓦解、威逼利诱和残酷镇压下都失败了。

五"一·二八"炮打张春桥和红革会被镇压

　　张春桥一伙在上海的种种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怀疑和不满，于是，以上海红革会为主的青年们首先行动起来，于1967年1月28日至30日，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炮打张春桥的斗争。后来被称为"一·二八炮打"。

　　红革会对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本来就有些看法以后又听到了关于张春桥历史问题的一些传闻，产生了怀疑;再加上"上三司"被镇压，自己夺权被反对等原因，因此，对张春桥的不满就爆发了。1月26日，红革会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先搞徐景贤，抓住"材料袋"，打开突破口，再搞张春桥。1月27日深夜，复旦大学一批红卫兵到市委党校揪走了徐景贤。张春桥闻讯后大为恐慌，立即打电话给上海警备区，悍然调动军队进行镇压。当时出动了全副武装的四个摩托车排和一个步兵连，包围了复旦大学。事实证明，一贯自称"支持新生事物"、"支持学生运动"的张春桥，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早用刺刀镇压学生的人。

　　这件事引起了红卫兵的极大愤怒。1月28日红革会常委扩大会决定进一步炮打张春桥。张春桥、姚文元破例主动到会场会见各校红卫兵负责人。红卫兵当场质问，同张、姚面对面斗争长达6个小时。当红卫兵问张春桥"你30年代干了什么"，"狄克是谁"的时候，张春桥面色死灰，臭汗直流。

　　1月29日晚上，在复旦大学礼堂，以红革会为主，联合其他组织召开了"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决定第二天在上海市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大会，并示威游行。

　　面对这种情况，老奸巨猾的张春桥再次耍弄了一系列的阴谋诡计。他开始是调解放军镇压学生，但解放军在了解事实真相后很快撤走了。接着，1月29日晚，张春桥、姚文元把王洪文等一帮亲信找到衡山路一幢小楼里密议对策。之后，王洪文等人一面派人到街上覆盖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大标语，一面紧急调动人马封锁人民广场，准备冲击会场抓人，制造流血事件。继而，他伙同陈伯达、江青炮制"中央文革特急电"01月28日事件一发生，张春桥马上给"中央文革"打电话，歪曲事实真相，向陈伯达、江青求援。29日，张春桥又打电话，张打完了，姚文元又打，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陈伯达、江青等人接到张春桥的电话，立即起草了内容为不应把矛头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张春桥;不能组织10万人的游行;要放回徐景贤的所谓"中央文革特急电"，发往上海，为张春桥解围。有了"中央文革"的这份特急电报，张春桥的胆子马上壮起来了。他立即批示"印八开，二十万份，立即出动广播车，广为宣传散发。"并且公然宣称"这一场斗争，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能否贯彻的问题，关系到上海运动的大方向问题。"

　　30日清晨5时，红革会得到"中央文革特急电"，又得知"工总司"已在调动人马，于是取消了全市大会和示威游行，并释放了徐景贤。这样，这一场炮打张春桥的斗争就失败了。上海市红革会也因掀起"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而垮了台。张、姚一伙对参加"-.八炮打"的青年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据初步统计，全市因参加"- 二八炮打"而受到打击迫害的(不包括一般请罪、检查)达2500人，其中隔离审查200多人，被办学习班的440人。审查中，严刑拷打，捧意摧残，逼死5人，逼疯6人，不少人被打致残，造成终身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