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告全市人民书》与《紧急通告》的发表和党中央的态度

　　对于上海市出现的这一大动乱的局面，当时的中央领导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力求减少混乱、稳定局势的主张。1966年12月31日晚，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陈丕显同志.指示他要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做好赴京上告工义的思想工作，同群众组织协商，一起解决上海当时面临的严重问题，并特别强调"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的秩序要搞好。"另-种主张以张春桥为代表，他们极力制造混乱，以便乘乱夺权。张春桥在分析1966年年底上海形势时曾得意地说，赤卫队进入康平路，"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上海的桃子熟了"。

　　接到周总理电话指示后，陈丕显同志立即通知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到东湖招待所开会。在这次深夜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陈丕显同志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大家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对上海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商定了一些办法，同意陈丕显同志的提议，决定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的传单。

　　会后，由几位工人和红卫兵(主要执笔者是中央音乐学院到上海串联的红卫兵舒泽池)根据会议讨论的精神，起草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进攻》的传单，副标题是"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转载时改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初稿于1967年1月3日完成。4日，又向一些群众组织负责人征求意见，作了修改，有12个群众组织同意签名。后来就把它送给陈丕显同志。陈丕显同志立即签字同意，责成《文汇报》印20万份在全市散发、张贴(这份被"四人帮"隐藏多年的陈丕显同志签字的传单原件已经找到)。1月5日，这份传单又在《文汇报》头版头条刊出。

　　今天看来，这个《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观点是错误的。它一开头就引用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的话，并且宣称"1967年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面崩溃的一年"，"上海市广大革命群众批判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个基调是根本违反事实的，站不住脚的。但是，其中也提出"革命的工人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坚决础研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成;那革命，促生产的模范。"这对于解决当时上海市面临的混乱和危机又是有好处的。因此，它是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上海市委努力克服生产面临的困难，稳定局势的一种措施。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发布后，交通运输情况经各方面的努力稍有好转，但所谓"经济主义妖风"仍刮得很厉害。1967年1月8日，在锦江饭店又召开了一次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到会大多数群众组织代表统一了意见，决定起草一个《紧急通告》，并推选红革会和联络站的代表起草，草成后又经32个群众组织表示同意，于1月9日在《文汇报》上发布。

　　陈丕显等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同意发表《紧急通告》。事后，陈丕显同志还专门给张春桥打电话，谈了这个问题。根据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当时记下的电话记录，陈丕显同志是这样说的："报上登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市委要表示支持。那个《紧急通告》是前天晚上我和各个左派组织开会，还找了有关部局的负责人参加，造反派提出意见，我们表示同意和支持，一起共同搞出来的。"

　　长期以来，由于"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歪曲宣传，使很多人误认为这两个文件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搞的，而陈丕显和曹荻秋同志则是反对的。可是，事实恰恰相反。

　　"工总司"是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上签字的第一个群众组织，但作为"工总司"负责人的王洪文并不同意。王洪文虽然参加了陈丕显同志召集的会议但却攻击这次会议"是个阴谋"，中途退场，表示抗议。

　　文件起草时他没参加，签字时也找不到他，就由别的负责人代表工总司"签了字。事后，这个代为签字的负责人受到王洪文的斥责。文件起草时，张春桥和姚文元还远在北京。1月4日他们虽然到了上海，但并不知道这件事。4日晚，《文汇报》负责人打电话给市委机关联络站，说第二天头版准备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请他们帮忙问问张春桥、姚文元的意见。一个当时担任联络站宣传组长的人去向姚文元请示，"姚很冷淡地说，刚回来，许多事不了解，看了也没法表示意见，登不登由他们自己决定吧"。

　　他们对待《紧急通告》的态度又是怎样呢?在讨论起草《紧急通告》时，通知王洪文参加，但他拒绝出席会议，还指使一些爪牙冲进会场大吵大闹，胡说什么:反对经济主义"是把矛头指向群众，大方向错了"等等。当派人找到王洪文要他代表"工总司"在《紧急通告》上签字时，王公然拒绝，说"我不同意参加签字。"张春桥、姚文元当时是在上海的。"四人帮"余党吹嘘说张姚"指导"了《紧急通告》的起草。实际上，在《紧急通告》发表后，张春桥对徐景贤等人大发脾气说"五号刚刚发表《告全市人民书》，毛主席肯定了，现在是照着办的问题，为什么又来一个通告?"吓得徐景贤等人"很紧张"。于是，便把代表联络站签字的朱永嘉在内部批了一顿。1月8日，毛泽东同志在谈话中，对上海的夺权活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五日的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这个谈话实际上成为在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号召。

　　1月11日，张春桥、姚文元得到了毛泽东同志谈话和中央发来贺电的消息，马上命令徐景贤等人召集各群众组织的头头，连夜到上海市委党校开会，抢在中央广播贺电之前，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贺电。接着，张春桥就无耻地美化自己，说什么，他和姚文元回上海才一个星期，上海已经发生了如何大的变化，毛主席、党中央已经肯定过两次。中央"给一个城市的群众组织发贺电，这是史无前例的事""这是对上海的最大支持"等等。还说他已给中央回电，"请中央放心"。似乎这一切都不言而喻地应当记到他们的功劳簿上。王洪文更是再也绝口不谈自己如何反对两个文件，反而借口贺电是打给"工总司"等群众组织的，口口声声说这是中央对"我们工总司"的关怀和支持，并从此把"工总司"吹嘘为"毛主席亲手树立的一面红旗"。

　　1月12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精心策划下，上海召开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欢庆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又在会上大肆炫耀了一番。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假象，好像这两个文件真是他们主持搞的，一时蒙骗了许多人。

　　事隔10年，在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在上海的余党朱永嘉被迫说了几句老实话。他说."8日的那次会议以及《紧急通告》的起草，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没有予闻过。如果说有关的话，陈丕显却是有一点姻缘关系，他在那里支持了群众的要求。按历史事实，陈丕显在反击经济主义妖风中，是有一点功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