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反右倾"和"继续跃进"

　　1959年的"继续跃进"，是从8月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提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开始的。4月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重新分析了1958年的经济形势，指出过去发表的农产品产量的估计偏高，将原公布的1958年粮食产量7500亿斤降为5000亿斤(实际上只有4000亿斤);棉花6638万担改为4200万担。对1958年生产的1108万吨钢作了说明，指出其中合乎工业需要的钢只有800万吨其余是土钢。并在此基础上，对1959年的计划作了调整。钢产量由原定的1800万吨(包括土钢)调整为1200万吨(不包括土钢);原煤产量由原定的3.8亿吨调整为3.3亿吨;工业总产值由原定的1600亿元调整为1470亿元;粮食产量由原定的10500亿斤调整为5500亿斤;农业总产值由原定的1220亿元调整为738亿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由原定的270亿元降为248亿元。从表面上看，这一切似乎没有像1958年"大跃进"那样一哄而上，乱提各种高指标，但是在8月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之后，又重复了1958年的基本错误。1959年"继续跃进"的主要特点是:

　　(1)在政治思想上强调"反右倾"，带有较浓的政治色彩。认为在经济战线上的主要危险，是所谓一部分干部中滋长的畏难情绪，夸大困难，低估成绩，认为计划越低越好，不千方百计地去完成经过努力可以完成的任务。号召坚决反对右倾情绪，鼓足干劲，进一步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同时，给批评大炼钢铁不算经济账、不讲经济效果的正确意见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加以严厉批判。硬说这些同志是鼠目寸光，只算眼前账，不算长远账，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等。号召"把右倾反透，把干劲鼓足"。

　　(2)基本建设战线大大拉长，积累率提到反常的高度。为了贯彻庐山会议"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于9月底向中央提议，在1959年的最后一个季度里，增加230个限额以上的基本建设项目，并得到了批准。这样一来，就把8月刚刚确定缩减基本建设项目的计划全部冲销了，使全年施工的限额以上基建项目超过1000个。11月下旬，又决定追加13.6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这样，全国基本建设战线就在1958年急剧膨胀的基础上进一步拉长，总投资规模达到340.6亿万元。基建战线拉长，投资效果很差，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只有69.2%，比1958年低5.6%。

　　1958年的国民收入，从数字上看是增加了157亿元，但大幅度增加的只是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13.6%，这种情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当时市场物资供应紧张的状况已经出现。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发过一个通知，要求全国的各机关、部队、学校、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所属的全体干部、官兵、职工及家属，不要到市场上去大量抢购各种物品。但是在计划安排上，却不顾这种情况，继续扩大基本建设投资，积累额比上年增加179亿元，致使用于消费的部分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比上年减少22亿元。这种情况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没有的。结果使积累率跃升到43.8%0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30多年中，这是积累率最高的一年。这就大大地压低了人民群众生活所必需的消费水平，效果是很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