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镇反运动研究概况

　　镇反运动是建国初期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的三大运动之一，也是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长期以来这个课题的研究十分薄弱，以往出版的有关图书鲜有学术性论著。据不完全统计，迄今有关镇反运动的各种图书（不包括地方志和文史资料）虽出版了不下六百余种，多属宣讲、通俗类读物。其中，白希的《开国大镇反》[①]取材广博，首次披露了运动的全过程，可谓通俗类图书中的佼佼者。公安部公安史资料征集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撰写的《建国初期镇压反革命史略》（以下简称《公安史料》）[②]，是关于镇反运动一部较权威的专著，但限于内部出版，在学术界影响不大。国外一些著名学者的著作如费正清、麦克法夸尔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③]、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毛泽东传》[④]等一些著作，虽在不同程度上谈到中国的镇反运动，因所见资料有限，错误很多。至于国内出版的大量有关国史的实录、大事记中的记载，大多并非学术研究。

　　近年，国内出版的有关镇反运动的资料和学术著述有所增多。中央文献研究室继发表《建国初期镇压反革命文电十五篇（1950年3月18日至1951年5月19日）》[⑤]等专题档案后，陆续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首次公布了有关运动的大量报告及毛泽东、刘少奇的电报和批示。彭真、罗瑞卿、邓小平、邓子恢、叶剑英等领导人的文集、传记和回忆录，分别收录或记载了他们当年领导镇反运动的报告和讲话。更多当事人有关运动的回忆，散见于各级《文史资料》。各地组织编写的地方志，多列有《镇反肃反》部分，分别记载了本地区的运动情况。此外，凡有关国史的通史和领袖人物传记类等著作，多涉及镇反运动。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⑥]，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以下简称《毛泽东传》）[⑦]，以及《当代中国丛书·公安工作卷》[⑧]等书有关章节，是其中的权威之作。何沁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⑨]作为高校教材，也是了解镇反运动的必读书。《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各卷，分别记载了民盟、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等民主党派及其领导人参加运动的情况，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不足。近年一些学者发表的研究镇反运动的论文，也引起学术界注意。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杨奎松的《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⑩]。该文利用未开放档案，对毛泽东发动运动的动机、各地运动的进展情况及“扩大化”等问题，提出了与权威看法不同的见解。除对运动全过程进行研究外，还有学者对某一地区的运动情况作了深入考察，如王子文的《略述建国初期辽宁地区的镇反运动》[11]，高绵的《解放初期福建镇压反革命运动述评》[12]，仲瑞敏、许元发的《毛泽东连续三次批示山东镇反报告》[13]，杨奎松的《上海“镇反”运动的历史考察》[14]等，都在深入研究地区镇反运动方面取得初步成果。

　　二、研究中主要争议的问题

　　随着对镇反运动研究的进展，学术界主要在以下三个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

　　一是发动镇反运动的起因。以《毛泽东传》代表的主流观点认为：“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明显地猖獗起来”，为了“巩固政权，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这是不可避免的，是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15]《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当代中国丛书·公安工作卷》等书均同此说。对此杨奎松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发动镇反运动是在政治上运用“策略”。他指出，肃清反革命是毛泽东的既定政策，只因建国之初各方面条件不成熟，“毛并未响应党内对反革命实施大规模镇压的要求”，反对“四面出击”。随着朝鲜战争爆发，“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反革命分子的‘千载一时之机’”。作者断言：“可以肯定的是，‘双十’镇反，关键并不在于敌情突然严重，甚至也不是因为攘外必先安内的考虑。对于毛泽东来说，镇压反革命是共产党建政后早就决定必须要采取的重大步骤之一，唯一的考虑是适当的时机。面对即将到来的抗美战争的强大声势，毛泽东当机立断要求大张旗鼓地清除反革命分子，就是他认为这样的时机到了。”“这其实是毛泽东在军事所擅长的‘各个击破’的策略在政治上的一种运用。”[16]这一观点姑称之为“策略说”，迄今未见有公开赞同者。

　　二是镇反运动开展的时间。一种说法持“一年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认为运动从1950年10月发动，到1951年10月基本结束。[17]《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8]、《毛泽东传》等书均同此说。[19]另一种说法持“三年说”。《当代中国丛书·公安工作卷》指出：“镇反运动从一九五○年十月开始，到一九五三年底结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五0年十月到一九五一年十月，运动由发动达到高潮，公开暴露的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半数受到了不同处理，有的判处了徒刑，其中罪大恶极者判处了死刑，尤其对匪首、恶霸的打击比较彻底；第二阶段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巩固和扩大战果，深入开展斗争，继续打击残余反革命分子；第三阶段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到一九五三年底，重点进行了取缔反动会道门、肃清隐藏在水网地区和边远山区的反革命分子以及追捕外逃犯等工作，直至获得斗争的胜利。”[20]

　　第三，镇反运动是否“扩大化”？对这个敏感问题，以往论著很少涉及，近年出现了两种相反的观点。主流观点认为，运动虽一度发生过“左”的偏向，但很快得到纠正。《毛泽东传》说：“在运动中，出现了量刑不准，有些不该杀的杀了，不该抓的抓了，以及扩大了镇压范围等‘左’的偏向。这种情况，一经发现，毛泽东就及时提出，引起各地注意。”他从1951年5月起决定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采取有力措施，“从根本上防止和纠正了镇反高潮中一些地方发生的乱捕乱杀的‘左’的偏向，从而保证镇反运动的健康发展。”[21]杨奎松对此提出异议并认为，“即使按照毛泽东自己的标准，镇反运动无疑也已经发生扩大化了。” “自3月以来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结果，是各地杀、关、管的数字都大大突破了原来的设想和谋划。”“多数案件都未能经过严格审理。……不讲证据，滥捕滥杀的现象相当普遍。”[22]　　　　　　 

　　三、一点评议　　 

　　镇反运动研究虽略有进展，但因有关档案开放得不够，对一些重大问题仍缺乏深入研究，某些观点亦有失偏颇，以下谈谈对有关问题的认识。

　　（一）　 关于“策略说”

　　此说虽属新奇，却很难令人信服。“镇反活动”与“镇反运动”不同，前者长期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策，曾先后载入《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直到1997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才将以前的“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镇反运动”则具体指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指示》（“双十指示”）后，在全国开展的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策略说”认为毛泽东在“双十指示”以前，“对开展镇反运动不甚积极”，这就忽略了“镇反活动”和“镇反运动”的区别。“策略说”的主要依据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认为毛泽东当时将国内斗争分轻重缓急，把镇反放到了次要地位。这曲解了毛泽东讲话的原意。毛泽东当时提出“不要四面出击”，主要是为顺利完成新区土改，尽可能地团结城市民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等，绝非在镇反问题上做出缓和与让步。讲话中明确强调当时的总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此提出：“我们不要四面出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23]“不要四面出击”正是为团结全国绝大多数，彻底孤立和肃清反革命的策略。

　　毛泽东发动镇反运动并非单凭主观意志，主要是由当时国内外斗争形势决定的。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做了出兵援朝的决定。此时，国内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因美军侵朝变得十分猖獗，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出现了“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面对出兵作战后国内的严重敌情，彭真、罗瑞卿等人起草了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反运动的指示，即著名的“双十指示”。[24]罗瑞卿随后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解释发动镇反运动的原因时，概括了三条：一是国内残存的反革命分子很多；二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分子加紧进行破坏活动；三是最近一个时期内对反革命活动镇压不够，在一些党和政府组织对反革命存在严重的“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25]这就是毛泽东发动镇反运动的直接起因和主要经过，是他根据抗美援朝战争后国内外斗争的新情况做出的重大决策。毛泽东之所以在决定出兵援朝两天后紧接着发动国内的镇反运动，是因为只有大张旗鼓地开展这场群众政治运动，才能使全国团结一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稳定后方，巩固政权。正是因为镇反运动由抗美援朝战争直接引发，《毛泽东传》采用了新的篇章结构，将运动内容纳入《抗美援朝》一节，清晰地反映了这两大事件的内在联系，编次合理，令人信服。

　　（二）　 关于运动开展的时间

　　有关史料证明，“三年说”言之有据。罗瑞卿在1954年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的报告中明确讲，从1950年10月党中央发出指示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运动历时三年，经过了三个阶段的斗争。[26]他于同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标题也是《三年镇压反革命分子的伟大成就》。[27]罗在报告中所说运动“经过了三个阶段的斗争”，是根据毛泽东的既定部署，即“镇反包括：一、社会上的反革命；二、隐藏在军政系统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三、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镇压这三方面的反革命，要有步骤，不能同时并举。”[28]因此，镇反运动必须分步骤地先后完成清理“外层”、“中层”和“内层”的任务。[29]一些权威著作所说镇反运动至1951年10月运动基本结束，应是指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检举、打击公开的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五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即运动清理“外层”的第一阶段。[30]此后运动仍在继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