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赞同“崩溃边缘论”学者的主要观点是：研究国民经济状况要根据统计数据下结论，“濒临崩溃边缘”究竟应当如何量化可以研究，但不应是发展速度增长和总量提高；“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确实很低，除了动乱影响外，也含有为工业化付出的代价；1965年周恩来宣布国家战略目标第一步要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7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叶剑英国庆讲话宣布我国已实现了这一目标，2001年江泽民在纪念建党80周年讲话中又回顾了这一历史成就，如果说这是在“濒临崩溃边缘”中完成的，无法解释；邓小平曾用“濒临崩溃边缘”并不代表他的评价。有资料证明，1981年在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根据邓小平意见，胡乔木否定了第四稿写进“濒临崩溃边缘”的说法。

　　国外学者的说法也有不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用“经济破坏”来评述“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书中还把“文革”与“大跃进”的经济做了对比，认为“大跃进”是“一场代价高昂的灾难”，而“文革”虽然在其高峰时期（1967～1969年）造成了严重损失，但实质上“只是一次严重的暂时干扰”，大多数国家都曾在某个时期经历过这种干扰。书中专门介绍了“文革”期间农村的小型工业发展，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14]

　　2006年12月，当代中国研究所举办了如何评价“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状况的季度研讨会。会上李成瑞详细介绍了“文革”时期经济统计数字的由来，指出虽然国家综合统计在1967～1969年间中断了，但部门和地方的统计工作并未中断。财政、税收、银行、铁道、交通、邮电、商业、粮食、外贸系统一直在坚持或基本坚持统计，保存了重要资料。国家计委1970年5月14日通知，要求从5月起恢复工业、农业、基本建设、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工业财务成本、物资库存等定期统计报表制度，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部委收集、整理、补报过去三年的统计资料。经过一年半努力，核对了材料，纠正了某些夸大的产量数字，对数字的可靠性进行了分析和鉴别。到1971年底，这三年数字基本补全。国家统计局将编出的《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49～1969）》报送周恩来。总理看后非常高兴，要求立即印300本发送中央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统计局通知各地区各部门对十年内乱期间的数据再次进行核对改正。1980年内部编印《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时，又重新进行了一次核对。到1983年出版《中国统计年鉴》时才第一次公开列入了“文革”十年的统计数字。因此，李成瑞认为：“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15]

　　关于“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李成瑞指出，当时的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是6.8％，国民收入增长率是4.9％，这样的增长率和以前的正常发展时期相比是低的，但就整个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看，并不算低。“文革”十年既有欠账，有严重的损失，也有积累的财富，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比如，“四三方案”的大规模引进就非常成功，对国内需要的项目选得准，达到了第二次世纪大战以后最高的水平。农业在1979～1984年连续五年增产，与此期大幅度增加化肥产量是分不开的。这也可看作是“文革”期间经济上的一个贡献。

　　胡鞍钢总体上持“有所发展论”的观点。他指出：“从1952年到1978年这一时期，中国基本实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制定的国家工业化的初期目标，迅速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具体到“文革”时期，他指出：“1966～1976年，毛泽东的个人分力与中国现代化合力作用方向几乎相反，他的负面作用起主导作用，中国社会出现了10年动乱，经济增长率仅为6.1%。”但是，两者相比较，他认为，“毛泽东个人对经济增长率影响作用为3%～4%，相当于这一时期（指1957～1976）经济增长率的1/3～1/4”。[16]

　　2007年2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出版。该书在第九章第三节中指出了中国自一五时期到1976年的20多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打基础的重要时期”。“尽管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书中还指出：“这一时期最大的建设成就，是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中‘从无到有’的问题。” [17]

　　2007年10月，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在回顾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时说：“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这个提法和过去相比增加了“一度”二字，和薄一波的1967、1968年“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说法比较一致。

　　以上可以被看成是研究“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方面，十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

　　二、对分歧的几点评论

　　目前，在这一问题上仍然没有形成共识，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党史、国史、经济史学界存在着各说各话的情况

　　有些历史学家只从政治角度下结论，而某些经济史学者又比较片面地强调数据和量化分析，缺少对决策、战略的理性分析。不少学者特别是经济史学者，虽表示“濒临崩溃边缘”应有量化的标准，不赞成离开经济数据去使用这一说法，但尚未与党史、国史学者用互补的方式进行共同研究，对“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没有使用统一的统计口径进行量化评估。比如“文革”到底造成了多少数量的经济损失，就众说纷纭。

　　1977年12月，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文革”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引用了这一数据。席宣、金春明据此认为：如果按照正常年份每100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文革”期间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于败掉了1949～1979年全部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同等的一份家当。[18]

　　也有人指出，这里讲的“损失”实际是指少增长的数量，不等于没有增长，与实际“败掉了”“一份家当”毕竟不是一回事。从整体上来说，这种损失主要是指应达到的经济指标未能达到。用不同模式推算得出的“少增长”数字差异也颇大。即使按照正常年份每100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也要考虑各种因素，不可机械地比较。

　　在定量分析方面，胡鞍钢的著作很有特点，专门用一节“对经济损失的定量评估”进行了分析，采用的方法是将估计的中国经济长期潜在产出率与实际增长率相比较。结论是：“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影响，1957～1978年期间实际GDP增长率为5.4%，低于7.5%～9%的模拟结果。”[19]

　　（二）由于“文革”时期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对经济状况的分析不能完全机械、静态地用正常时期的经济数据来定论，必须动态地看到结构、效益上带来的危害。同时，也要把“文革”时期一些经济决策与建国以来的长远经济战略联系起来考察，而不应通通归咎于“文革”运动

　　有人认为，有些长期和宏观因素是我们评价“文革”时期经济状况时应该考虑进去的。

　　1．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

　　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投资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轻工业；处理积累和消费，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然后才能适当提高人民生活。这个原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因此，“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性项目少，投资效益低、见效慢，有一部分属于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

　　2．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为保证自身安全而必付的代价

　　1964年和1969年，美国和苏联都曾向中国发出核打击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决不能用大规模战争没有爆发的事后估计，来判断当时的战备是否有必要，更不能用通常情况下的价值准则来判断“三线”和国防建设是否“合算”。同样，这一时期的外援，也带有改善自身环境、遏止霸权主义扩张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战争，中国付出了200亿美元，大多数是在“文革”时期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也含有为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作出的牺牲。

　　3．为调整经济不合理状况付出的代价

　　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以“文革”时期为主进行的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的经济水平，将面临更加艰巨的任务。上世纪70年代初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建国以来取得成就最大的时期，使农村的生产条件和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为改革开放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自然灾害的侵袭提供了保证。那一时期蓬勃兴起的对外引进和农村社队工业，实际上也是80年代对外开放和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先声。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