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结束以来，对“文革”起源的研究一直是“文革”史研究中的热点和重点。从整个学术研究的情况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轫阶段，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 到1985年底结束。由于当时处于“文革”刚结束的特殊时期，主要是从政治上对“文革”进行总体反思，给“文革”予以定位。第二阶段是活跃阶段，从1986年至1995年。这一时期对“文革”起源的研究，开始从政治化转入学术化，从一般性的总结深入到对社会历史背景的深层次探讨，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整体水平较第一阶段有所提高。这一阶段“文革”起源研究的开展，有着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历史镜鉴的现实动因。第三阶段是深入阶段，从1996年至今。“文革”结束二十周年以来，在学术界的整体努力下，同时由于国内学术气氛的日益活跃和西方社会学等研究方法的引入，对“文革”起源的研究，呈现了系统性、广泛性、深入性、学术性的研究特点，水平较前两阶段有了明显提高。更有学者对“文革”起因的研究，进行了大胆而有效的尝试，把“文革”的发生纳入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去阐释。

　　一、主观动因：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思想认识缘由

　　毛泽东的思想认识对“文革”的发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1．愈演愈烈的斗争哲学。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可是在晚年却对矛盾论作出极端的、简单化的概括。自1963年开始，毛泽东建构了一种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分析形势的思维模式，毛泽东发动的“阶级斗争”一次次升级，直到文化大革命。[①]陈东林指出毛泽东５０年代后期至６０年代“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范围扩大和循环，而是有着明显的内涵变化，经历了重提、扩大、重新确定打击重点的过程，从１９６４年起开始形成一种新的“阶级斗争”论断，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成为“文革”发动的重要原因和主要依据。[②]

　　2．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极力主张在中国消灭资本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以及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并力求实现“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是毛泽东晚年基于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三大主义”严重认识偏差所致力追求的目标，而这些认识的偏差和这个目标的追求，正是他发动“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③]魏宪朝撰文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这一角度，分析了“文革”发生的思想动机与社会历史根源。[④]对社会主义认识误区的问题，有研究指出,一是对造成认识误区的几个基本理论概念的分析认识，如关于“继续革命”的问题，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关于对“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等等[⑤]；二是从发生学的角度，分析党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如何发生如何深化的过程[⑥]。

　　3．忧患意识和理想追求。建国后毛泽东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期盼和追求，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忧患意识与“文革”的发动有着密切的关系。[⑦]毛泽东理想世界的构想，由于受历史和认识的局限，背离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中国的客观实际，但毛泽东却对其构想的理想社会的实现充满信心，并付诸实践，结果一再受挫。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不惜发动了“文革”，最终酿成了十年内乱[⑧]。

　　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错误判断

　　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把“文革”当作“反修防修”的一场重大的实验和演习来进行的，他的这一思想和理论来源于他对20世纪50 年代后期以来国际形势的主观错误判断。[⑨]50年代后期,中国在政治上坚持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内外“反修斗争”,并由此总结出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反修斗争”强化了建国后一个时期内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终于导致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⑩]

　　实践决策失误

　　有论者认为，毛泽东错误运用政治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目的是为了推行他对经济发展的基本主张，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之一。还有学者从经济发展战略上进行分析，认为“三五计划”后来转到以战备为中心的“三线建设”，实际上体现了毛泽东调整工业布局的思路[11]。毛泽东想通过“文革”，抓革命、促生产，找到一条更快、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2]。实践决策失误，主要是指在“三面红旗”上的错误，而“文革”的发动则是为了维护“红旗”，实现空想。[13]

　　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断

　　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要区分“两个个人崇拜”、“两个反个人崇拜”。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动荡和一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的鼓吹和制造现代迷信，毛泽东开始默认和接受这种迷信，最终在全国人民心中形成了对毛泽东个人的非理性的、近乎狂热的崇拜。[14]有的学者认为，当时的社会就需要个人崇拜，中国传统的心理定势—圣贤期待也起了催化作用，但毛泽东个人的接受同样不可忽视。[15]

　　另外，由于制度问题的缺陷，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造成了毛泽东的意志高于党规和国法，集体力量无法纠正他错误的不正常现象，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任何人都阻止不了。[16]

　　正如席宣、金春明提出的“三个交互作用” (“‘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的观点认为:“三个交互作用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实生活中是紧密结合在一起,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形成一股难以抗拒的巨大潮流。毛泽东既是这潮流的带动者和指导者,同时他本人的思考和行动又受着这一潮流的推动,而不断地走向‘左’的极端。”[17]

　　二、直接动因：国内国际的客观现实

　　经济原因

　　由于“文革”是“左”倾错误的不断扩大和升级的恶果，所以对“文革”经济根源的探究，其实也就是在探求“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研究角度。

　　空幻的“左”倾经济思想。研究者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个别党的领导人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富有“左”倾色彩的空幻模式。但是由于不能为中央领导集体接受，但又自认为是真理，遂将党内对此不同意见的争论误认为是党内阶级斗争的激烈反应，而当时整个国家的不正常运转，客观上为实现自己的经济理想模式，提供了可能。[18]

　　经济体制上的原因。有研究者指出，旧的经济体制模式虽不无社会主义因素，但却保留了中世纪的排斥商品经济的农村公社和官工官商的许多痕迹，这就成了“文革”得以爆发的重要因素赖以残留并滋生的条件。[19]20世纪60年代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经济体制的弊病已经显露，中国的经济发展处在是否进行改革的岔路口。[20]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坚持自己的“三面红旗”，对于当时出现在其他中央领导人中的不同意见无法容忍，考虑是否应该采取某种手段将出现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某些“非社会主义成分”予以清除[21]；在建设社会主义上，以顽强的主观意志追求脱离实际的高速度的空想。[22]

　　严重的经济困难。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是导致“文革”发生的党内分歧和政治斗争的根源，又围绕着如何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逐渐激化和升级。庐山会议由经济问题引发；八届四中全会上的斗争源于如何才能走出经济困境的意见分歧；“文革”的舆论先导说的就是人民公社的是非；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国生产关系发生变异。[23]

　　政治原因

　　“文革”是一场政治性动乱，虽然始发于思想文化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影响。邓小平首次提出“文革”的错误与现行制度的弊端有直接关系，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24]

　　政治体制方面。我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干扰和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准备了“文革”发生所必须的条件。[25]张明军以建国以来我国政治体制的演变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形成与“文革”发生的关系为逻辑起点，较为全面、详尽地探讨、论证了“文革”发生的政治体制因素。[26]

　　法制建设方面。有论者指出，“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是超出宪法和法律范围的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而当时的政治体制不但无法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反而成为了“文革”的基本条件[27]；“文革”的发动与当时中国的宪法运行机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法外制度”与“法内制度”的相悖，消解了阻止“文革”发动的外部屏障，宪法功能的弱化失去了阻止“文革”爆发的最后屏障。[28]另外，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滑坡与“左”倾阶级斗争理论及实践形成恶性循环；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导致个人专断和人治现象的产生；党员干部法治意识淡漠则是“文革”爆发的社会基础。[29]

　　理论指导上的错误。党没有坚持以至背离实事求是的路线，使“左”倾思潮在党内泛滥，并且日益系统化、理论化、正统化。[30]虽然“左”倾思潮根源于经济问题，但是它在政治领域得到恶化，并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使党在执政理论上形成了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中心的思想。继反右派运动、庐山会议、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左”倾错误逐渐升级，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最终导致了“文革”。[31]

　　体制弊端同“文革”的发生是否有必然的联系,研究者的看法不尽相同。多数学者提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过去都遇到过政治体制特别是领导体制僵化过时的问题,但那里并没有发生类似“文革”的运动,可见并不单是体制的原因。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注意到了毛泽东对高度集中的社会体制弊病的觉察,认为“文革”是他想通过发动群众运动的“大民主”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思想文化因素

　　任何一场社会运动都是社会系统中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思想文化作为社会系统中至为重要的因素，对“文革”的爆发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文革”在1966年的迅速发动与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平均主义价值观念的重新扩张，个人崇拜的滋长和盛行，“左”倾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从众心理的影响，均对“文革”的发生起了重要的推助作用。[32]有文章以“文革”爆发前高校历史系为主要考察对象,分析高校历史系教师内部青老矛盾的产生与激化过程，来探讨“文革”的社会根源。[33]有论者从意识形态与群众性政治社会运动间的互动的角度,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误解,意识形态被绝对化和极端化,直接通向“文革”。[34]还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批判从舆论、组织、斗争方法与策略、权威力量等方面为“文革”的发动做了准备。[35]

　　另外，还有学者将“左”倾错误纳入文化领域来考察，显得颇有些新意。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得以实现，但在精神文化生产领域，社会主义改造却“收效甚微”，这是“文革”发动的动机和内容之一。[36]

　　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

　　“文革”的发生，除了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外，与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也有着重要的联系。

　　广泛而深刻的苏联背景。研究文章大多着眼于中苏论战的探讨，中苏公开论战，是“文革”爆发的一付强烈的“催化剂”，使得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促使中国共产党形成“反修防修”的思想，为“文革”的发动奠定了多方面的基础。[37]“文革”的发生与 2 0世纪 60年代我国特定的政治气候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中苏论战为这种气候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38]。另有学者综合分析了苏联因素，认为这些因素的综合效应，便是“文革”的爆发。[39]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文革”的发生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主要观点有：国际共运史上没有正确处理领袖和党的关系，对我党产生了消极影响[40]；我党没有正确认识当代国际共运中出现的新问题，对于战争、和平、革命形势问题缺乏科学的判断[41]；党对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误解,在1957年后走到了一条既不同于苏联旧模式，更不同于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42]；毛泽东对国际共运形势发生严重错误认识[43]。

　　有些学者从冷战的国际背景探讨“文革”的起源。张化指出,“冷战的国际环境和中国主要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错误判断也是不容忽视的方面。‘打倒帝修反’、‘推进世界革命’曾经是中国在国际活动中的基本方针。” [44]牛大勇撰文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冷战与“文革”起源的密切联系。[45]

　　另外，当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抗议浪潮的不断高涨，使中国领导人乐观而过高地估计了发生世界革命的可能性，也过高地估价了“文革”的作用。[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