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跃进时期兴修水利建设的失误

　　（一）认为水利化运动有得有失，得大于失，成绩是主要的，但也有不少失误和值得汲取的教训。这种观点是学术界的主流意见。

　　水利部农村水利司编著的《新中国农田水利史略》指出：这次运动，虽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但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在农田水利建设中提出了不少不切合实际，甚至违背科学常识的口号，如要求“在两三年内基本消灭普通水旱灾害”；在华北平原提出“一块地对一块天”大搞平原蓄水工程；在群众性农田水利运动中，片面提倡“共产主义协作”、“大兵团作战”等口号，使得瞎指挥、浮夸风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在水利运动中愈演愈烈，严重的挫伤了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性，造成了人力物力上的大量浪费，并给以后的水利工作遗留下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大量的维修、配套、加固、保安工作量。由于不少工程，不按基建程序办事，缺乏前期工作，促进上马，违反自然规律和人力物力的可能条件，造成很大损失。[20]

　　《水利辉煌50年》也指出，此时期农田水利建设也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片面强调小型工程、蓄水工程和群众自办的作用，忽视甚至否定小型与大型、蓄水与排水、群众自办与国家指导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水利建设中规模过大，留下了许多半拉子工程，许多工程质量很差，留下许多后遗症。例如大跃进期间由于兴建水利工程而搬迁的大约300万移民，大多数没有得到很好地安置，遗留问题严重；再如，由于盲目地建设蓄水和灌溉工程，而忽视了排水工程，一度在黄淮海平原，曾造成严重的涝碱灾害和排水纠纷等。[21]

　　王玉柱认为：“50年代建成的大批水库和引黄涵闸，虽然具备了灌溉增产，还需要大量的排灌渠系配套和完善管理。否则，只能大水漫灌。在易涝易碱的黄泛平原，大水漫灌不仅不能增产，还造成了大面积土地盐碱化并加重洪涝灾害。已经建成的大批水库，没有灌溉工程配套，同样不能增产。”他还说：“50年代‘有了水就有粮’的愿望是积极的。但以愿望代替计划作为指导生产的依据，就必然出现偏差，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的重大损失。”[22]

　　张荷认为：从1958年起，4年内山西省先后兴建水库1752座，设计总库容37亿m3。库容在100万m3以上的190座水库，原设计灌溉面积为46万hm3，到1962年实际配套受益仅有13万hm3，只占设计面积的27%；“因标准低、质量差而不能安全渡汛的水库有121座，占到水库总数的60%；因规划设计不合理或根本没有设计而草率上马，以及不需建而建，应迟建而早建，需小建而建大了的就有51座，占到26%。但从另一方面客观地分析，3年“大跃进”中依靠人民群众建成的水利骨干工程却为山西水利奠定了基础。”[23]

　　（二）认为大跃进时期的水利建设有得有失，失误太多，得不偿失；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强调水利建设运动中的重大失误和严重不足。

　　李锐用“灾难”二字来概括大跃进时期的水利建设，可以看出他对当时水利化得失的明确态度。他用了“‘三主方针’淮河流域的危害”、“引黄灌溉的失败”、“半途而废的引洮工程”三个事件作标题分别加以论述。他引用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前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在讨论治淮的会上说的话：“回头看，对于怎样根治淮河，我们还没毕业”，来表明了自己对大跃进水利化运动的否定看法。[24]吴其乐在考察了福建大跃进后也认为，“闽北的‘大跃进’运动，应该说是有得有失，但是，失大大地超过得，最终是得不偿失。”[25]

　　1961年9月，广东省水利厅长刘兆伦认为，在大办水利中确实存在着抓得不准，抓得不狠，大工程没办成，小工程又没有办，“西瓜没有捡到，芝麻又丢掉”的现象，并承认这是“局部的失败”。[26]他认为成绩与缺点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而这一个指头的错误，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战线过长，项目过多，要求过急，速度过快。（二）勘测不详，设计不周，准备不足，工期过短。（三）不讲政策，不务实际，强迫命令，刮“共产风”。[27]

　　1962年8月，河南省认为1958年以来的水利建设存在的缺点错误主要表现为：（一）在平原地区执行“以蓄为主”的方针，盲目发展引黄灌溉，打乱排水系统，以及由于其它各种原因，扩大了盐碱化面积。（二）在整个部署上，急于求成，贪多图快，特别是大中型工程摊子大，战线长，过多的占用劳力、物力、资金和工地，影响了农业生产。（三）不尊重自然规律，不尊重科学，不尊重历史传统习惯，不能因地制宜，搞了一些质量不好标准不够，甚至是错误的工程，浪费了不少劳力，也留下很大的处理任务。（四）有形式主义，不讲究实际效果，很多有利的工程，不能一气呵成，见效很少；更突出的是，偏重于兴建新的工程，而忽视对原有工程的管理维修养护工作，水井、水库、渠道、塘堰以及河道堤防等，遭受严重破坏，全省灌溉能力和排水能力大为降低。（五）没有坚持执行谁受益谁负担、等价交换和多劳多得等社会主义原则，以及各项具体政策，所有权不固定，挫伤了群众修、管、用水利的积极性，甚至占用群众房屋土地，没有进行合理补偿，对水库淹没区群众没有全部妥善安置，造成这些地区群众生产生活上很大困难。[28]

　　1960年10月3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去年水利大军多了些，吃粮多了些，工程项目多了，这是今后应该注意的。但是，如无去年（包括大跃进以来）的大搞水库，今年鲁冀两省淹掉的土地不是现在的各一千多万亩，而必然是各三千多万亩。免灾所得的粮食比水利大军吃掉还多些。所以去年水利搞多了，应作为教训，但看来不宜深责。” [29]陈云对大跃进时期兴修水利得失的看法，显然是客观公允的。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二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