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9月5—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四川省委、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在成都联合主办第三届全国党史文化论坛。此文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同志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自信”的重要论述，着重就文化自信的几个重大问题在论坛上发表的主旨演讲。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下简称“七一”重要讲话）。他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1]这种自信，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也就是总书记所强调的“四个自信”。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自信”的重要论述，本文着重就文化自信的几个问题，作一探讨和研究。 

　　一、重大命题与理论创新 

　　思想是时代的产物，理论是实践的结晶。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继党的十八大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之后，将文化自信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四个自信”[2]。这是我们党理论创新提出的一个新的重大命题。它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推进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巩固和完善的必然结果，是我们党的文化理念不断升华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那么，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要提出文化自信？他所特指的文化自信的基本内涵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深刻认识和把握这个重大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就从哪里启程。让我们对这一重大命题提出的过程作一简要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宽阔的历史视野、博大的政治胸怀、强烈的使命担当，多次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深刻阐述了文化自信的基本内涵、重要意义。2012年11月15日，他担任总书记伊始，就高度赞扬和评价了中国人民培育的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3]。2014年2月24日，他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4]。3月7日，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贵州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5]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6]12月20日，在和澳门大学学生座谈时提出：“建立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还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基础。”[7]2015年11月3日，在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期间会见外方代表时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8]。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9]习近平总书记论述文化自信，着眼于文化自信与“三个自信”之间的密切关系，用“基础”“最根本”“题中应有之义”“本质”“说到底”“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等概念和表述，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作用和在“四个自信”中的特殊地位。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总书记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索中，“四个自信”已经呼之欲出了。 

　　2016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固本培元，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0]总书记第一次将“文化自信”与“三个自信”并列，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位一体”的格局。在“七一”重要讲话中，他又重申“四个自信”，并在“四个自信”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性下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文化自信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问题思考的重要思想成果。既是一个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一个政党对自身禀赋、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是对其文化生命力保持坚定的决心和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文化自信”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呢？他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11]从总书记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从三个层面来论述“文化自信”的基本内涵的，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个内涵包括历史、现实、未来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历史有强烈的认同感、自豪感，对历史沉淀的文化积累有客观清醒的认识；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生命力有强烈的认同感、自豪感，相信它们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经受住各种考验而与时俱进、历久弥新；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有强烈的认同感、自豪感，相信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能够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要强调“文化自信”，其思考问题的立足点和着眼点在哪里呢？ 

　　一是立足和着眼于中华民族的根基。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她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有着5000多年的历史，其间经历曲折没有中断，这是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所不可比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育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崇高的价值追求，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它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 

　　二是立足和着眼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丰厚土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显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旺盛活力。我们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 

　　三是立足和着眼于革命文化的精神价值。革命文化是党和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奋斗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包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各种革命精神，比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它们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革命文化对于教育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坚定对党的信心信念有重要作用，对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有重要作用。 

　　四是立足和着眼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导地位。对一个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决定着自己的前进动力与未来走向。任何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必须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导。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 

　　五是立足和着眼于中华文明与世界各种文明的交流互鉴。世界历史表明，任何一种文明发展，必须与其他文明进行交流，在交流中借鉴，在借鉴中发展。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开放、包容、兼收、融合精神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体现。中华文化要发展繁荣必须走向世界，既发展自己，又贡献和造福人类。 

　　实践呼唤理论指导，时代需要思想引领。文化自信作为理论创新的重大命题，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文化问题的论述和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文化问题的思想成果是一脉相承的。文化自信来自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悠久文明历史，来自于社会主义500年的价值追求，来自于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不懈奋斗，来自于新中国成立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直面中国现实和未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它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支撑的问题，正确解决了中华文明如何继续发展前进、如何大踏步走向世界的问题。 

　　二、时代价值与实践意义 

　　思想合为实而生，理论合为势而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要提出“文化自信”、为什么能够提出“文化自信”？这是实践发展的现实需要，是形势变化的客观要求。为了更全面、更深刻地把握它的精神实质和精髓要义，我们必须从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去领会，从世界局势与时代潮流的大视野中去领悟，从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中去考量，从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中去思考。 

　　第一，命题提出的世界背景。放眼世界局势，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特征日益突出。随着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我国作为世界多极中的重要一极，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世界影响力显著扩大。同时，也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由于社会制度差别、意识形态对立和利益诉求不同，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图谋，加之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空前强化了全球范围的开放性和关联性，导致世界各国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等问题愈加突出。而文化多样化的持续推进和社会信息化加快了文化的传播速度，转变了文化的传播方式，导致世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文化的竞争，最终胜败则取决于文化软实力。 

　　第二，命题提出的国内背景。纵观国内形势，战略机遇期与改革攻坚期叠加、发展黄金期与矛盾凸显期交织。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大转折、大开放、大发展，创造了震惊世界的“中国奇迹”，彻底摆脱了被开除出球籍的危险，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实现历史性跨越，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现代化的推进，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所走过的道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将长时段的各种矛盾压缩在短时间里集中暴露显现，所以我们面临的各种问题也是前所未有的，党中央对现阶段我国国情的基本判断是“三个没有变”，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因此，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艰巨，改革进入攻坚期，发展进入关键期，社会矛盾进入多发期，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如何解疑释惑、凝聚社会共识，如何处理好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引领社会思潮，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社会正气，如何激浊扬清、正本清源，所有这些都亟待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 

　　第三，命题提出的党的状况的背景。聚焦党内情况，“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严峻而现实地摆在全党面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我们称之为“四大考验”。存在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我们称之为“四种危险”。党要长期执政并为人民执好政，还需要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古人云：“戒之以祸，不若喻之以理；喻之以理，不若悟之以心。”[12]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而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涉及党的建设方方面面，但最基础的是政治思想建设。 

　　第四，命题提出的中国近代历史的背景。回溯中国近代历史，中国人民对落后就要挨打的遭遇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近代以前的中国，其经济文化是产生和发展于农耕社会基础之上的。由于中国缺乏工业革命的洗礼，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到近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一系列战争的形式上看，我们是败在武器上、战术上，实质上则是败在精神上、战略上、制度上，从更深层次上看，则是败在文化上。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使封建文化发展达到顶峰，但物极必反，其糟粕也窒息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造性、革命性的要素因子。中国传统文化要继续发挥引领社会发展和前进的作用，就必须经历一次凤凰涅槃和浴火重生。近代以后，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向资本主义学习，向西方国家学习。梁启超曾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概括为：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再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后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13]，生动描述了“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人的认知和心理状态一点点发生改变，最终落脚在文化这一根本问题上的历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中国人经历了犹豫、徘徊、彷徨、痛苦和失望。可以说，每一次民族危机都加剧了人们对自身文化的怀疑和否定；而学习资本主义、学习西方，老师又总是打学生，又使中国人感到痛苦和失望。这种精神文化上的被动状态，直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诞生，才得到根本扭转和改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遇到马克思主义，便复活了，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和意义。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同志曾深刻阐述过这个问题。他说:“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可以被艾奇逊们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14]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主动走向世界，对外开放，并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走在时代前列。在对外开放、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如何既大胆融入世界，又保持中国特色，文化的作用就显得十分突出和重要。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总书记从对世情、国情、党情和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把握中，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国家要走在时代前列、党要保持持久活力，必须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必须依靠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由此提出文化自信的重大命题，高度强调了文化自信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文化自信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为底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条件。丘吉尔有句名言，他说，我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位莎士比亚[15]。其实，丘吉尔并非真的愿意放弃英国当年的殖民地，只是通过这种说法强调文化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而已。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和人文魅力。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承载着中华民族最丰厚的智慧结晶，又在与不同文化交流、碰撞、融合中汲取了外来文化的优秀养分。中华民族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使中国人民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16]文化自信是广袤而深厚的土地，中华民族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它孕育了中华民族高尚的灵魂，赋予中华民族蓬勃的生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立足于文化自信，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精心耕耘，用共同的理想信念凝聚民族意志，用文化遗产的智慧推进治国理政，用昂扬的中国精神激发中国力量。 

　　二是文化自信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稳固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17]在一个社会的文化资源里起中轴作用的，是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关键，文化自信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石。当今世界，不少国家竭力抢占价值观的制高点，鼓吹自己价值观的“普世”意义，因而坚信和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为重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引，来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来自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来自于对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吸收借鉴。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源于文化自信，只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高度自信，才能更牢固地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是文化自信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要求。当今世界竞争越来越激烈，不仅表现为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竞争，也表现为更深层次的软实力竞争。物质硬实力不行，这个国家可能一打就败；而文化软实力不行，这个国家可能不打自败。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一个民族要充满生机活力、实现繁荣富强、提高国际影响力，就必须充分发挥文化的强大力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首先必须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即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开展文化创造与创新，推动对内具有凝聚力、规范力、号召力，对外具有吸引力、竞争力、辐射力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只有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繁荣，坚不可摧、稳如磐石，才能在世界文明进程中闪耀生生不息、日日俱新的光芒。人必自信，方能使他人信之。要在世界文化舞台上掌握话语主动权，借助文化传播向世界阐明和宣介中国发展的独特价值与核心理念，展示中国历史深厚底蕴、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必须仰赖于文化自信。只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高度自信，我们才能在世界多元文化的激荡中站稳脚跟。 

　　四是文化自信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有力武器。当今世界纷繁复杂，正处于信息大爆炸、信息传播大变革时代。多元文化的强烈碰撞、社会的急剧转型，使人们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上表现出更多的困惑，呈现出精神空虚、价值虚无、享乐拜金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信息化、网络化的普及，在便捷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同时，也为各种不良文化渗透提供了渠道，使我国不可避免地受到不良文化的挑战，影响到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可谓是，窗子打开了，新鲜空气进来的同时，苍蝇、蚊子也进来了。拿破仑说过，世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18]。他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要敢于亮剑。而文化自信就是我们最锋利的剑。只有对共同的文化传承、文化价值、文化血脉、文化取向上的成熟理性的自觉，建立起高度的文化自信，我们才能在全球化、现代化浪潮中坚守意识形态领域阵地，抵御腐朽、有害、不良文化冲击，不断实现自身的完善、创新与发展，在对外交流和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从党史领域来看，由于多种原因，历史虚无主义大行其道，所谓重评历史之风肆意泛滥，形势严峻，影响恶劣。我们必须牢牢掌握住“文化自信”这个有力武器，对历史虚无主义旗帜鲜明地予以坚决回击，对正常学术探讨予以支持鼓励，确保国家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 

　　三、内在结构与逻辑关系 

　　马克思主义原理告诉我们，整体不等于部分的简单相加，系统不等于部分的简单组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自信”，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得益彰，形成紧密联系的内在结构和逻辑关系，构成有机统一的科学整体。深刻理解文化自信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和理论特色，必须全面把握“四个自信”的内在结构和逻辑关系。“四个自信”的内在结构具有什么内涵呢？ 

　　第一，道路自信强调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9]。概括起来讲，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五大建设、一个奋斗目标。道路自信是对当代中国选择的发展路径、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道路展现的优越性、民族复兴展现的光明前景的高度自信。坚定道路自信就是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第二，理论自信强调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20]还有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21]。概括起来讲，就是一个理论、一个重要思想、一个观、一个系列重要讲话。理论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高度自信，是对扎根于当代中国、屹立于时代前沿的科学社会主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高度自信。坚定理论自信就是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确理论，是党最可宝贵的思想精神财富。 

　　第三，制度自信强调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22]。概括起来讲，就是一个根本政治制度、三个基本政治制度、一个法律体系、一个基本经济制度、四个具体制度等。制度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力保障人民主体地位、走共同富裕道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美好、实现民族团结进步、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自信。坚定制度自信就是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 

　　第四，文化自信强调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23]。概括起来讲，就是一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个革命文化、一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有力精神支撑、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提振民族精神、传播中国声音的高度自信。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有力展现中华文明、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的精神力量。 

　　“四个自信”之间是一个辩证统一的逻辑关系。 

　　第一，“四个自信” 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实践的选择。实践产生理论，理论反过来又指导实践；经过理论不断指导完善、在实践中反复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则上升为制度；道路、理论、制度经过不断巩固、升华，内化于心，转变成文化，文化又渗透于道路、理论、制度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文化是精神支撑，四者构成一个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有机统一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色。 

　　第二，道路自信是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实践基础，为其他三个自信提供基本前提。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我们党成立以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党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道路自信有力促进了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它们的生成、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和基本前提。离开对道路的高度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就无从谈起，就会失去现实依据，根本不可能形成和发展。 

　　第三，理论自信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思想引领，为其他三个自信指明航向。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断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理论自信能促进形成科学的思维方法、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能更加有效引导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正确方向，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思想基础，为道路自信的合理性、制度自信的规范性、文化自信的自觉性提供科学论证，有力促进道路自信的正确拓展、制度自信的完备有效、文化自信的传承发展。离开对理论的高度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就会失去思想基础，就会迷失前进方向。 

　　第四，制度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具体展现，为其他三个自信提供可靠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中国国情，特色鲜明、富有成效，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历史性课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完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制度自信具体表现着、规范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没有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就缺少有效依托，就会失去可靠的保障。 

　　第五，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内在要求，为其他三个自信提供精神支撑。文化自信是更基础的自信、更基本的力量，使道路自信更有动力、理论自信更有理性、制度自信更有保障。如果缺乏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缺乏底气、难以支撑。文化自信是更深沉的自信、更广泛的力量，渗透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中，沉淀于中国人的一切活动、领域和方面，影响广泛而深远。文化自信是更持久的自信、更深厚的力量，使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发自内心和心悦诚服。文化自信为道路自信提供扎根与发展的深厚土壤，为理论自信提供与时俱进的思想文化资源，为制度自信注入创新创造的活力。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对道路、理论、制度理性地把握和践行。没有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没有生长的根基，就缺少精气神，更难以持久。 

　　第六，“四个自信”有着共同的实践基础，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实践是“四个自信”的源泉，“四个自信”在实践中检验、在实践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都是历史的演进与现实的选择，都是新时代和新实践的要求，都是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创新。 

　　第七，“四个自信”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也沉淀和存在于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之中。历史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即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24]。“四个自信”通过历史得到展现。没有历史自信，“四个自信”也将失去证明和阐释的客观依据。 

　　第八，“四个自信”与党史文化相互关联、密不可分。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文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成为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矢志不移、顽强奋斗的梦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25]。我们党在95年历史实践中，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作出了三个方面的伟大历史贡献：一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三是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26]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入5000多年中华民族的盛衰兴败大变迁中，植入170多年近代历史的大背景中，植入95年波澜壮阔的党的历史中，我们党带领人民创造的丰功伟绩不言自明，“四个自信”油然而生。党史文化是党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历史的内核，深刻展示着党的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深刻揭示了历史事件、历史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文化原因，深刻蕴含着党团结凝聚、纯洁先进、成功发展的秘诀。我们党在95年历史实践中，紧紧依靠中国人民，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党史文化。党史文化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自身建设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实际上与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统一性、同一性。换一个角度讲，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党史文化。党史文化是我们党的灵魂，体现着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历程中全党普遍认同、遵循和维护的政治主张、理想信念、思想作风、态度情感、行为规范等基本取向，是我们党生存发展的文化基础。深入研究、大力弘扬党史文化，就是为了坚定党的历史自信，就是为了坚定“四个自信”。 

　　结 语 

　　“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27]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讲话中阐述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对我们增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心，更好地凝聚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史工作者、党史研究者和党史爱好者，更应该从“四个自信”中坚定党的历史自信，当好党的红色家谱的传承人，埋头苦干，勇挑重担，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为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全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我们新的应有的贡献。 

　　（本文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第12页。 

　　[3]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0页。 

　　[4]《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 

　　[5]李斌、霍小光：《“改革的集结号已经吹响”——习近平总书记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商国是纪实》，《人民日报》2014年3月13日。 

　　[6]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7]见张诚：《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的历史逻辑》，《紫光阁》2016年第8期。 

　　[8]杜尚泽：《阔步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记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全方位外交的成功实践》，《人民日报》2016年1月5日。 

　　[9]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10]《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为全面从严治党打下重要政治基础》，《人民日报》2016年6月30日。 

　　[1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第13页。 

　　[12]（宋）吕祖谦：《东莱博义》。 

　　[13]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30—4031页。 

　　[14]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4—1515页。 

　　[15]参见周熙明：《丘吉尔的名言与俾斯麦的预言》，《学习博览》2009年第11期。 

　　[16]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2014年3月27日），《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17]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5月4日），《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 

　　[18]（法）拿破仑一世：《拿破仑言论集》，参见（美）史蒂文森主编、周文标等译：《世界名言博引词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16页。 

　　[19]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2012年11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9—10页。 

　　[20]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2012年11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0页。 

　　[2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 

　　[2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2012年11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0页。 

　　[2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第13页。 

　　[24]（德）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20页。 

　　[25]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48年11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7页。 

　　[2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第2—3页。 

　　[27]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99页。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