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道路的内涵解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这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的界定，也即对中国道路的界定。从中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中国道路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地位是历史形成和人民选择的。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以来，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又经过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累累硕果。近代中国175年的历史反复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中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第二，中国道路的立足点：基本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原则。在中国道路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根本立足点就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于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这样一个基本现实是我们党在制定各项政策和措施时必须考虑的出发点，决不能忽略这个出发点，既不能超前于这个基本国情，好高骛远；也不能落后于这个基本国情，影响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第三，中国道路的基本定性：社会主义制度。近代中国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国民党统治，各个阶级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架势，但历史事实有力地证明：无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后来的国民党政权，都以失败而告终，历史必然地召唤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建立起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政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1956年底，经过三大改造之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初步确立。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兼程，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性，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就是最好的例证。社会主义制度，是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中国道路必须恪守的政治本色。 

　　第四，中国道路的时间界定：改革开放以来，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七大报告中对中国道路的时间界定基本上定位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诚然，37年来的改革实践奠定了今日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层面的地位与话语权，但“天下之学者，孰不欲一蹴而造圣人之域”（语出宋代苏洵《上田枢密书》），中国道路的成功也非一日之功，而是中华文明历史演进至今的成果，具有历史的传承性。 

　　第五，中国道路的内涵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即四位一体。中国道路注重的是全社会的和谐发展，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一个也不能少”。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四位一体”的发展格局进行了完善与补充，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设”，倡导“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力图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全面协调发展，做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第六，中国道路的目标所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中国道路的目标则是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全体中华儿女的“中国梦”。 

　　二、中国道路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对于“中国道路”概念的界定，历来是有争议的，其中典型的观点有两种：一是认为中国道路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后成功探索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道路[2]；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探索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民族解放、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道路[3]。对比这两种典型的看法，笔者认可的是后者。因为现实是从历史发展而来，任何现实的存在、发展与进步都是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这也是正视历史、正视过去的应有态度，是对历史虚无的一种有效抵制。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的“两个不能否定”，即“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4]。 

　　一直以来，学界对中国道路的关注都侧重于经济层面，认为中国道路的成功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甚至有报道称中国经济已于2014年底超过了美国。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奇迹仅仅是经济的奇迹，正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所言，中国出口的只是电视机，而不是观念。其实不然，中国道路是中国社会协调发展的道路，不仅有经济建设上的发展与飞跃，也有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上的砥砺前行[5]。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成就的取得，是以中国思想文化的深厚底蕴为基础的。没有思想文化的丰富多彩和深厚积淀，就不会有经济上的发展和政治上的稳定。 

　　本文所指称的文化，就是指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体现在人们日常活动中的物质、制度、思想、习俗等各种形态的文明成果，表现为有形的文化形态和无形的文化形态。文化是一脉相承却又无法逾越当下阶段的，中国道路在文化建设上的成就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中国道路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更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拓与延续。 

　　首先，中国道路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延续与传承。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已经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6]由此推而广之，中国文化的历史演进也呈现同样的历史脉络，“今日中国文化，是昨天中国文化的延续，又是明天中国文化的母体。”[7]中国道路，我们可以理解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建设五个方面的制度文化引导下的全面胜利，更是大文化观全面发展的体现，它在今日中国的成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力的彰显，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延续与传承。反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将其视为古董，视为僵死的、没有活力、没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储存在历史陈迹的故纸堆里，那就等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终止了。中华文明作为四大古代文明之一，其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于世，正是因为其一直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断地调适自身，依附新的时代主流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正如黑格尔所言：“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它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8]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借助于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实现了其强烈的现实性与时代性。 

　　其次，中国道路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与转化。讨论中国道路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源流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时代是人们对社会发展进行评价与认识的时空坐标系，只有在正确的时代观指导下才能对处于不同时空坐标系中的社会发展全貌进行科学、客观的认识，也才能深刻理解中国道路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与转化。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处于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状况异常复杂，以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为理论指导，梳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道路的形成的奠基作用，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中国道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五大方面，从宏观的制度设计到微观的操作措施，都是从中国社会五千年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综合国情出发，以“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等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和合理念，创造性地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和人民夙愿，一方面确保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增强我们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法与措施，励精图治，全面协调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的利益和诉求，取得了今日的辉煌与成果。正如陈学明教授所言：“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和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并不是前进在中国现代化大道上的负担和包袱，而是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我们成功地把中国的传统与现代化衔接在一起，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转化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动力和精神因素。”[9]古为今用，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所在，也是中国道路的成功秘诀之一。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总结说：中国的成功＝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10]。由此可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道路中扮演角色的重要性，也可以窥见中国道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和转化的意义所在。 

　　再次，中国道路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铸与超越。文化是历史的产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与其诞生的时代相适应的时代孕育的结果，脱离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其发挥作用的程度也必定是有限的。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正面导向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中国道路的日臻完善，必须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适当重铸，以求超越。所谓超越，就是要“对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进行意识形态式和符合现代生产方式的整体改造，给它输入符合时代性质与时代特征的文化价值内涵”[1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人心就是这种重铸和超越在价值层面的最佳尝试。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立足点[12]。习总书记的讲话是一种方向的引领，旨在告诉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极为重要。“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13]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表着中国道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文化成果与文化方向，是中国道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铸与超越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仅是对中国道路形成过程中的正能量的文化集萃，更是中国道路在未来的前行路上的文化引领标准与价值观的导向，是每一个中国人深入骨髓的价值导向和文化标准。 

　　中国道路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与传承、创造与转化，更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铸与超越。中国道路的前世今生都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密不可分，融为一体。 

　　三、中国道路是对世界文化遗产的借鉴与创新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既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又受到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滋养，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进步和亮点。同时，我们还需要明确的是，广纳百川方能经久不衰。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我们除了要继承、转化和超越优秀传统文化之外，还必须妥善处理外来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世界文化遗产中有利于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的部分吸收、消化并让其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熔铸进自己的文化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实现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便是我们在这一扬弃的过程中接受的精髓，中国共产党运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带领人民群众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取得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功。 

　　首先，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入理解和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引领的基础上取得的成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一句耳熟能详、出自伟大革命领袖毛泽东之口的话，它真实地道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的征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的基本原则，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依然跨越时代的鸿沟，以契合民族、地域特色的方式影响着我国的发展与进步。“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根基，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14]，这是学者郑彪在阐述中国人应有的正确思维三原则时提到的第二条原则。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指导，不仅成功引领了中国曾经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而且将继续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甚至对中国社会科学乃至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产生巨大的影响。 

　　其次，中国道路是广泛吸收世界先进成果的前提下的成功。邓小平曾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5]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包容的胸襟，积极借鉴国外的一切先进理念和先进方法，与发达国家进行文化、教育、人才等各方面交流与互动，主动学习，缩小差距，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奋进，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江泽民也曾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需要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包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16]先后两任国家领导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即中国的腾飞离不开世界先进成果的促进与推动。 

　　再次，中国道路是对世界文明形式的转承与创新。中国道路从远古走来，向未来进发。“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模式’，实际上指的一种新的文明形式。”[17]约瑟夫·奈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并具体提出了八种不同的文明形式，中华（儒家）文明是其中之一。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则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基础，提出了其享誉全球的“天下大同”文化自觉理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理论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国道路植根于中华（儒家）文明、兼容其他文明的优势与长处，如印度教文明中佛教的影响、西方文明中现实主义的影响等，“杂取种种，揉成一个”，兼具中西文明中的优势，并在此基础上延续与创新，是新时代背景下孕育出的一种文明形式，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朵“奇葩”。中国道路的成功向世界庄严地宣告：各种文明之间是可以相容的。有学者指出，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18]，中国道路的成功实现还向世界表明了，发展的途径和方式可以有很多种，中国道路只是开创了一种既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又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更不同于美国为很多国家开出的发展模式——“华盛顿共识”的模式，从而丰富了国际社会对发展规律、发展道路的认识。 

　　四、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典范 

　　中国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取得了中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发展突飞猛进的一条成功之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实展示。 

　　中国道路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19]共产党员的阶级属性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点决定了中国道路的前行过程中，必须坚持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离开这两条，既不可能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也不可能有中国道路的成功，更不可能有科学世界观指引下的世界问题的合理解决（“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从提出到实现都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下的中国道路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完美阐释）。 

　　中国道路的成功是对中外文化遗产“扬弃”的结果。如前所述，中国道路的成功一方面是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另一方面是对世界文化遗产的借鉴与创新。但中外文化遗产群星璀璨，哪些是优秀的、适合的值得继承、借鉴、吸收、转化与创新发展的部分呢？这是摆在每一个肩负神圣历史使命的共产党人面前的迫切问题。对此，毛泽东同志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0]。简言之，就是必须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实践，取得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费孝通先生于1990年总结的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六字箴言，也是中国道路的发展目标，是对中国道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文化定位初衷的唯美规定。 

　　[1]《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2]刑继攀：《中国道路：中国梦的实现途径》，《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3]王庆五：《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4]《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人民日报》2013年11月8日。 

　　[5]程恩富、辛向阳：《论中国模式若干基本问题——兼议若干疑惑》，《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7]金元浦、谭好哲、陆学明主编：《中国文化概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8]《黑格尔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9]陈学明：《论中国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的示范效应》，《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2期。 

　　[10]常宗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意义》，《理论探索》2008年第4期。 

　　[11]杨生平：《超越式继承：从中国道路的选择看传统文化的发展》，《红旗文稿》2010年第16期。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164页。 

　　[13]王克群、刘晓冉、史书铄：《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习近平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乌蒙论坛》2014年第2期。 

　　[14]郑彪：《中国软实力——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6]《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 

　　[17]陈学明：《论中国道路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18]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1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